本文作者為吳康民 

由於李光耀的逝世，回想起初遊新加坡的情景。

第一次去新加坡，簽證頗為費事。因為我是一位愛國學校培僑中學的校長，恐怕已列入該國入境處的「黑名單」。在香港新加坡領事館領取簽證，是由該國著名的商界人士，一位姓張的「拿督」（星馬的勳銜）擔保的。這位殷商的夫人，是我的同鄉，素有往來，因此作保。

同時，我的一個學生校友，在新加坡設廠，他負責我在新加坡的食宿一切費用。

但到了新加坡，還是檢查甚嚴，盤問良久，一定加以記錄。我說我是來旅遊消費的，加上有人保證食宿，決不會流落街頭，等待救濟。而且領取旅遊簽證時，已經把一切材料記錄在案，不必再費唇舌。他們說，香港領事館是外交部管，他們是移民局，所以再要盤問一番。

不料進住酒店，外出以後歸來，發現旅行皮篋已被翻動檢查一番。而我藏在箱裡的幾百元美金，也已失去。心想如果報警，又有一番麻煩，而且沒有任何證據，只好作罷。

由此可見，新加坡的恐共防共病，實在可怕。難怪李光耀掌權以後，防共剿共不遺餘力。

新加坡是個小島，並無太多旅遊資源，它的主要景點就是聖淘沙的一個小蠟像館，後來才作擴大。難怪幾年前以樸實社會風氣見稱的島國，也要開放賭禁了。

以後去過好幾次新加坡，都是休憩性質，並無甚麼遊覽。有一次卻是新春季節前往度假，並去享受一頓撈魚生的盛宴。我是不太願意吃魚生的。但友人是做生意的，卻被「魚生廣告」吸引了。廣告是：「新年撈生，愈撈愈生，恭喜發財，大發特發」。但齊齊撈魚生，是不大符合衛生的。

另有一次赴新加坡，住進那家最高級的古老建築的旅館，是改建自舊郵政局的，結果是臥床太高，半夜起床方便，竟跌破了頭，要進醫院急診，這又是另一頁故事了。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 201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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