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鳴

朋友讀了幾個月前我寫過關於內地政府整頓娛樂圈、補習班、電子遊戲的文章，認為這都是社會工程的組成部份，邀我到他們的團體討論社會工程的含義及得失。

上述內地政府的新政稀，不論其能否成功，目的是消除一些官方認為對年輕人有害的精神鴉片，這自然是改造社會改造思想的一種社會工程。此詞的含義我年輕時曾長時間思考過，其後一生的行為上，基本上受當年的結論所影響。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應作一個決定，究竟是要當一名幫助訂定具體政策，以改造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工程師，還是當一名矢志於分析社會問題，查找政策失當的社會批判者。香港是長期以來把批判看成是批批，這是錯誤的理解。批判精神是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對社會政府採批判態度，目的不是要打倒它，而是按照自己的專業知識範疇，找出某政策是否有違反規律的地方。但任何一科複雜的政策，一定涉及多種知識。某政策就算符合經濟規律，並不等於它沒有違反政治規律、組織規律等，只要當中一種規律被違反了，這政策也會出現問題或失敗。因此批判的目的是篩選，找出在自己懂的領域中，應對某政策亮紅燈還是綠燼，若是全部領域都是綠燈，決策者便可推動政策，若是有紅燈，便應小心找出問題。

上述的決策者要綜合各種經得起篩選的方案，他們可稱為社會工程師，應是實幹的。嚴格來說，社會批判者也有參與社會工程，但分工不同。我的傾向是社會批判，較少建議具體政策，更習慣指出某某政策會帶來甚麼問題，我可歸屬為建設派，但絕非建制派，有時是反對派，與破壞派卻是南轅北轍。

中國社會近年急劇變化，顯然有不少社會工程在進行着。究竟中國在打造着一個甚麼社會？這是多維度的，這裏只談兩個維度。

在精神面貌上，理想的心態似乎是一種大秦帝國式勇武儉樸能吃苦有憂患意識，或近似斯巴達式的尚武精神。所以政府對那些「娘炮」式的圈粉活動，或年輕人沉迷於打機特別反感。中國人民尚未真正富起來，面對的國內外挑戰十分嚴峻，所以培養出足夠強悍的戰鬥精神被認為十分重要。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也朝這方向走。

另一個維度是人民要組織起來，若有新政策方向，人民及政府都要有很強的執行力。新冠抗疫中，中國的組織力得到嚴厲的考驗，世界上似乎並沒有一個國家能把封城、隔離、打針等行動進行得這麼徹底，而且社會中的配合能這麼及時，例如封城時食物送外賣能大規模地進行，驗疫及制造疫苗口罩等也迅速高效。在此組織力及執行力的背後是高新通訊科技及大數據。個人的手機便是一個連接世界的數碼指揮中心及製造新數據的工具。沒有了內地高度發達深入社會最基層的手機及相關程式，外賣不會這麼方便，追蹤患者也會十分困難。這些條件香港便遠遠落後，美國便更加不用說，其人民祟尚個人主義及私隱，社會組織靠市場維繫，遇上抗疫此等市場解決不到的問題，很多困難便出現。

由上而下，一呼百諾的指揮系統並非沒有缺點，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經濟是指令經濟，當年造成經濟上極低的效率及生產力停滯不前，以史為鑑，我們對違反市場規律的一些政策必須懷有戒心。但近四十年，中國似乎慢慢摸通了一條路，經濟中的大部份依靠市場的供求關係，但對軍事特殊科技及抗疫等卻靠高度組織力及大數據等新手段，亦因而取得斐然成績。美國社會組織鬆散，等於走路時少了一條腿，因此近年屢遇困境，不知所措。

中國改造社會的工程仍在進行着，而且大概不會有完結的一天，能夠執行社會工程的人材也不在少數，所獲得的成績也很矚目，但社會也必然需要一批能夠洞悉大勢事事慎思明辨的社會批判家，否則將來走上錯誤道路也不易及早發現。社會工程師及社會判批家兩種人材都各有其功能，缺一不可。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21年11月19日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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