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七十五天的佔中終於落幕。清場容易，清理那種「凡事以香港本位自主，抗拒中國內地的『場』」才艱難。這個「場」的形成和學者有關。

上星期小晴才追究戴教授那一百四十五萬港元捐款，教授置若罔聞。戴教授以法律學者身分歪曲法治概念，令學子無謂犧牲其前途。一眾學子因為佔中而潦倒一生，戴教授於心何忍？

其他學者如陳文敏、陳健民、成名、蔡子強、馬嶽、鄭宇碩、陳家洛，他們都以學者的光環卻政治色彩鮮明地推銷其理念。個別如陳家洛成為立法會議員，鄭宇碩則是真普選聯盟的召集人，主導政改生死。香港的財經評論員評論股票，節目主持人總會要求評論員申報有沒有持有相關股票，但上述學者有申報他們是政治色彩濃厚的泛民學者嗎？

學者受職於各大學，賺取的是公帑，卻不務正業，用這個身分去推銷、參與政治運動，這對得住市民嗎？佔中運動期間，大家經常要求警察及公務員政治中立，為何同樣由公帑供養的一眾學者卻可以全不中立，任意而為？難道學者有特權？

為了反共要港陪葬

更深層次的是：上述學者視中國為不值一哂，熱烈擁抱英美的民主價值。但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讓幾億人民脫貧、經濟由一窮二白而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指日可待。烏坎村事件又和平落幕。中國真的只是落後？內地和香港同種同源，中央提出香港普選要顧及國家安全，這是中央的核心利益。香港人包括這些學者要普選，這是香港的核心利益。學者真的有學術良心，便應在兩個核心利益中找尋出路。例如先讓一人一票政制確立了，但要求中央明確承諾二○一七年之後還可改進。但上述學者基於自己對內地的政治偏見，不理會中央的憂慮，不考慮過去十年顏色革命已在全球遍地開花，反而異口同聲說「對話之路已盡」，然後投身佔中。真正令對話之路走盡的反而是佔中。因為中央把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危害國家安全，那還有甚麼好談？

強世功教授在《香港人的身分變遷與價值認同變遷》一文中說：「舊香港人」和「新香港人」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從英國或西方世界的視野來定位香港的發展方向和身分認同，而後者則從中國的視野來定位香港的發展方向和身分認同。學者們，你們是以何種視野看香港？你們是真誠關心國家和香港嗎？抑或為了反共，所以要香港陪葬？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2014年12月12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