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殖民香港年代，港英政府對港人極大不信任，對港政策來自英國本土；高級官員來自英國本土，負責決策，政府裏的香港人只負責執行，以香港人為主體的公務員，被訓練出高效的執行力，並以此為豪。

當97年7月1日，中國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香港公務員角色由執行者瞬間擴權，集政策制訂、決策和執行三者為一身。

公務員體制原始過渡，原體制內缺乏政策研究和制訂部門。如果需要政策，怎麼辦？

有言道，香港是「顧問治港」，即政府需要甚麼政策或方案，就找顧問公司，該等企業很多由國際顧問公司壟斷。香港政府長期依賴顧問公司提供政策方案，對公務員來說既方便，又省心力。

顧問公司人員會運用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加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政府部門規定限期內，提供漂亮的政策報告或建議方案。這些顧問公司或外國專家有多少真正了解香港輿情民意？真正長期跟進和研究香港相關政策？若一家方案不行，推倒再來，另找一家。「如何改善香港醫療衞生制度融資和服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理論上，智庫和大專院校是培養政策制訂人才的重要場所，可長期研究和跟進不同政策，適時為政府制訂政策和施政的關鍵支撐。回歸前，英國政府刻意弱化香港人在這方面能力，有其奴化管治香港政治目的。自然而然，香港缺乏政策研究和制訂人才，和缺乏熟悉政策治港人才。

所謂管治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回應不了港人訴求。很多司局級高官缺乏對相關部門政策認識和研究，都是上任後才真正去了解政府運作和接觸相關政策，但市民對這些高官的期望是「立即上手」。

回歸20年了，特區政府若依然不重視，不着力推動智庫和大專院校培養政策研究和制訂人才，那就是管治短視了。我們絕不苛責公務員，是因頂層設計的不足，是至今香港缺乏培養治港人才政策和制度的配合，是社會缺乏對智庫和大專院校的重視！

筆者在2001年與志同道合同齡友人成立「城市智庫」，是香港第一個以「智庫」命名的智囊團體，並不因我們（個人或團體）已具「智庫」的實力，我們乃爭取「不自量力」，號稱「智庫」，喚醒香港各界重視「智庫」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作用。

我們深信，香港回歸祖國後，在「一國兩制」下，要成功實現「港人治港」，就必須發揮「智庫」的重要作用。

原文轉載自《都市日報》2017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