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仍然將黎智英案視為政治審判的人士，就是與黎智英一丘之貉而已。//
黎智英案已完成被告求情階段。據報道，黎方續以所謂「健康問題」、「單獨囚禁」等「博同情」，但有關說詞遭到法官和控方的當庭駁斥。
筆者認為，有一種觀點需要引起注意。有人認為求情的前提是真心悔改，但黎智英時至今日都沒有為自身的禍港行為悔改，沒有對被他荼毒的青年、被他禍害的市民作過真誠道歉，所以不應該允許其求情。
求情是一項非常特殊的制度。一般而言，香港的定罪與判刑是分開進行的。某個被告被定罪之後，法官開始考慮量刑，在這期間，被告及其親朋好友可以向法官求情，提供被告的個人背景、悔意及社會貢獻等，以實現量刑的個別化與精準化。所以，被告是否悔罪只是其中的一個求情因素，並不能因為被告沒有悔罪而不允許其求情。同時要指出的是，求情的內容是否被接納，由法官作出判斷，並非所有求情會被接納。
黎智英案進入求情階段，是因為其已被定罪。但現在仍然有人對定罪表示不滿，並提出質疑。例如，筆者日前看到一個視頻，總結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法庭判定黎智英的三個罪行在《港區國安法》施行前屬於「合法」行為；第二，《港區國安法》施行後，沒有證據證明其以後的行為構成犯罪。視頻下面有許多人跟帖，表示贊同其分析，認為這是「政治審判」。對此，筆者認為必須提出反駁，以正視聽。
首先，關於黎智英的三個罪行在《港區國安法》頒布實行前是否屬於「合法」行為的問題。《港區國安法》第39條規定：「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這就是典型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規定，以保障人民對法律的預期和信賴。但是，《港區國安法》不追究其施行以前的行為，並不等於該行為可以被稱為「合法」，因為這種行為的危害性已經存在，才會在以後的立法中被規定為犯罪行為。再者，如果某個人在《港區國安法》施行後繼續從事已經被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則其法律施行前的行為可以用來證明其現行行為之惡性程度，這是符合法律邏輯的。
其次，關於黎智英在《港區國安法》施行後仍然從事違法國家安全行為的證據是否充分問題。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法庭根據大量證據認定：1、黎智英在《港區國安法》施行後仍然利用《蘋果》進行煽動；《蘋果》高層不僅知情，並願意參與其中，是為串謀。2、《港區國安法》施行後，黎智英、Mark Simon、陳梓華、被點名的同謀人士和其他人達成的共謀，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仍然實施共謀協議，即遊說制裁等行動仍然繼續。3、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表達反中立場，並繼續請求外國制裁，僅形式上而非實際上作出調整。由此可見，黎智英在《港區國安法》施行後，仍然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是有充分證據的。
最後，認為對黎智英進行政治審判更是離譜。一般來說，政治審判是指司法受政治因素影響或干預，其審判並非純粹基於法律。但是，許多證據已經表明，黎智英是香港顏色革命的黑手之一，《港區國安法》施行後仍然膽大妄為，繼續禍港亂港，法庭根據法律與證據判定其三項罪名成立，彰顯正義。在筆者看來，那些仍然將黎智英案視為政治審判的人士，不是被人誤導，就是與黎智英一丘之貉而已。
圖片來源：港人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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