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林偉文

港、深、滬三地在三月上演了一場全民檢測大戰。香港早在二月中已流傳進行全民檢測工作，全港市民為了這場「大龍鳳」，密鑼緊鼓地到超級市場張羅物資。每日社交平台都有市民展示另類「動態清零」的決心，就是每日傍晚時分，超級市場的食物全部售罄。然而，全民檢測又再一次成為「雷聲大雨點小」的鬧劇，結果以「社區動員力不足」為由，導致全民檢測胎死腹中。相反，深圳和上海近日相繼爆發第五波疫情，深、滬兩地都即時進行全民檢測工作。深圳採取「全城封控」慢生活策略，完成全區檢測工作。上海則以「分區封控」策略，分開浦東、浦西地區進行全民檢測。無疑，深滬兩地的「神速」，在特區政府眾官員面上，重重地摑了一巴掌！

深圳市和上海市能夠以「快、狠、準」態度來應對今次疫情，取決於兩地都有一個高效能政府，洞悉疫情的變化，及早做好應對措施。另外，深滬兩地擁有強大的社區動員網絡，即時起了重大的支援作用。事實上，深、滬兩地都以「禁足」措施，來規範當地市民的活動範圍。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外，所有市民都必須要留在家中。不過，最令市民擔心的，莫過於糧食供應。糧食、日用品的支援，由當區的街道辦事處（街道辦）和居民委員會（居委會）負起這個責任。街道辦和居委會是兩個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過去兩年的抗疫路上，一直肩負起居民統籌後勤工作。每次進行圍封強檢工作時，街道辦和居委會就會不斷做相同的工作，它們對居民所提供的物資分配的服務，力臻完美。

相反，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地區管治工作一直未有做好，各個政府部門官員處理一般市民查詢，都可尚算勉強應付，有法可依。然而，政府官員當面對突發事件上，例如今次推行全民檢測，由於以前未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民政事務處、房屋署、社會福利署等相關部門就欠缺了方向。在沒有方向情況下，部門官員唯有搬出以往的手法，就是按照既定的守則來釐清權責，而不是盡部門的所能而提供援助。因此，各部門向外間展示了各自為政，欠缺默契的情況。相比國內地區方治理模式，香港的地區管治欠缺了一些地區統籌辦事處，來處理居民的問題。

同時，香港地區管治問題自2020年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經常以「民生無小事」為口號的「攬炒派」議員，將政治議題帶入議會討論，令到區議會變質，摧毀整個固有的社區網絡。有些在地區活躍多年的社區組織，因攬炒派議員的「搞局」，破壞了多年已建立完善的市民和政府的溝通渠道。再者，內地雖在疫情爆發初期，很多抗疫物資陸續運往本港，但遲遲未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令到廣大市民像熱鍋上的螞蟻，心情焦急。筆者引用內地物流術語「最後的一公里」，如何送到居民手中，就是今次疫情的關鍵。這段「最後的一公里」來得十分漫長，主因就是欠缺一個有效地區網絡，完成物流過程中的「最後一公里」，將物資發送給市民。

按照專家推算今次疫情應在短時間回落，特區政府需要檢討今次抗疫表現，汲取教訓，為應對下一波疫情做好準備。特首多次記者會上回答有關全民檢測的提問，她承認香港現時社會動員力嚴重不足，導致全民檢測流產。筆者認為，政府有必要在這段時間，檢討現時地區治理的政策，為未來進行地區工作，更加暢順。特首須要檢討的社會動員，不單只動員公務員的成效，亦要檢討如何有效動員地區的社區組織、民間團體。今次疫情及包裝抗疫包可以見到有很多民間團體、基層組織發揮了它們的特性，政府有必要向地區組織提供資源和相關配套，和將它們發展成為長效機制，凝聚社區力量，協助政府實現良政善治。

最後，長遠而言，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在地區政府層面上，成立與街道辦、居委會性質相似的「地區辦事處」（地區辦）。在全港十八個選區（如北區、東區）中，以三至四個小的選區組成一個「地區辦」，提供「一站式」服務，負責與政府部門處理當區的大小事情。假若當區遇上疫情須要圍封強檢工作時，地區辦可即時與各政府部門採取行動，由於在日常工作中已與官員建立了默契，大大地提高應變能力和協調性。筆者認為，地區辦可以發揮社區動員，和建立市民與政府溝通聯繫的功用。

原圖：港人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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