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

首先請讓我介紹自己：我祖籍山東威海，就是清朝北洋水師基地的威海衛。我屬馬，生於1954年的甲午，雖然不是1894年的甲午，但是我對甲午海戰和戰敗的後果感同身受。我父親屬豬，生於1911年的辛亥；我姐姐屬牛，生於1949年。二戰時期，我母親在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經歷了苦難。在我這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中，有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不少，稍為有思想的人，對近代歷史的一點一滴，都有強烈的代入感。

「青年領袖談未來」是很好的主題，尤其是作為「台港論壇」的主題。我現在並不是青年人，但大家朋友可以相信，我也曾經年輕過。四十多年前，我在英國留學，經常和其他香港同學通宵達旦的談國家的未來、談香港的未來。畢業後回到香港，我經常到內地講課，談改革開放的未來，談國家四個現代化的未來。

當年的未來，有些成為現實，有些變成過去。總的來說，我們的今天比過去想像的要好。今天，在談我們共同未來的同時，我想是不是應該回顧一下過去？在這裏我想談點個人經歷。

1978年10月1日，我在香港一家書店買了這個小的白瓷人像。這是一個正在擼起袖子的小姑娘，一臉神氣。我在底座寫上三行字：「放手大幹 四化有期 富強在望」。這是我作為一個24歲年輕人對國家未來的盼望。

同一年，二十幾位香港的專業人士, 包括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測量師等走在一起，經常利用公餘時間，自己付路費，到大陸講課，傳授專業技術。1979年更成立了「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人稱「四化協會」。同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我們用糧票排隊食飯之後，和深圳的官員一起做深圳的城市規劃。坐下來，我們第一個問題是：「人口目標多少？」（這就是在當年談未來）。深圳說三十萬。我們不同意，說目前僅有兩萬人，哪來三十萬人住在深圳？今天，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小農村發展成為人口一千多萬的現代化大都會，GDP總額超過香港，人均GDP高過大陸所有其他城市。騰訊、華為、大彊都是深圳公司。未來，原來可以來得這麼快。現在我每次到深圳，總有點「與有榮焉」的感覺。

我們和深圳的交流很快發展到廣東其他地方，我在招商局在蛇口的培訓基地講課（全國公開招聘來到的年輕幹部叫這個小石頭房子做延安大學），我在珠海的共產黨黨校也講過課。上個月，我在一個公開硏討會上用十二個字總結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要素：「攻堅闖關，借鑑學習，艱苦奮鬥」。

八十年代中，在各種各樣的改革之後，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擺上日程。1986年開始，我在上海幫手準備出台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30年前的3月22日，上海發放了這份我參加起草和翻譯的標書，實現房地產的有償使用，房地產市場應運而生，通過市場力量讓土地可以「地盡其利」。用今天的話説，就是讓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30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中國各地賣地收入和建設城市開支成為良性循環，大陸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和高速的城市建設；大陸老百姓的住房條件大幅度改善；住房擁有率比香港高。早前我說過：「未來，原來可以來得這麼快」。在這裏我加一句：只要跑道對了，中國人是很好的跑手。

當年，為了準備賣地，我在香港的辦公室和上海的官員王安德先生趴在桌上寫標書，把筆拿在手上的時候，我不經意的說了一句：「安徳，我們在寫歷史。」30年後的今天回頭看，我們當年確實翻了中國歷史沉甸甸新的一頁。

當時香港的地產商對投資大陸房地產不感興趣，認為大陸房地產市場沒有未來，今天，香港多數地產商的新增投資主要在大陸，說明人們會不斷的修正對未來的看法。

1984年中英兩國草簽了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聯合聲明。 1988年我當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協助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經常和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一起談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未來，一起探討問題，解決問題。當年有一部份人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有的兩種政治制度，兩種經濟制度，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司法和法律制度，和兩種貨幣制度，今天都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的一部份。30年前我説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規定: 香港回歸後會繼續使用港幣，有人說我太年輕，大陸解放的時候未出生，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更未出生，經驗是：政權一換，馬上就要換鈔票。一位美國的諾貝爾獎經濟學者更公開說：「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貨幣，港幣必然會被人民幣排除。」把香港嚇得半死。今天，港幣不僅仍然是香港的法定貨幣，而且促成了香港作為主要人民幣資金池的作用，為人民幣的國際化作貢獻。八十年代不少人把香港的回歸說成九七大限，九七年至今，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這些經歷告訴我：要準確研判未來，必須客觀，必須看大局，看大趨勢。

上海首次賣地四年之後的1992年，我參加了我第一次的兩岸三地活動。當年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與香港會計師公會聯合舉辦海峽兩岸和香港證券交易與管理研討會。台灣的代表團一共105人，包括各大證券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中國財政部張佑才副部長在開幕致詞中的一段話值得我們重溫：「1990年11月和1991年4月，上海、深圳兩市先後批准開辦了證券交易所，今年上半年上海深圳兩地交易所上市股票達40種，股票市值600多億元，直接參與股票投資的公衆超過100萬⋯台灣證券市場無論從股市規模還是交易額來看，在四小龍中均名列前茅。」

在離開上海，回來香港的路上，香港代表團的成員大多數認為：在爭取中國大陸企業上市的問題上，香港爭不過台灣，因為香港人的普通話不靈，而且台灣和大陸的商業文化比較接近。1993年，也就是25年前，中國大陸第一家企業青島啤酒來香港上市。今天，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業當中，有50%是大陸企業，佔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企業的市值70%。在我當行政長官任期內，滬港通和深港通相繼實現。

在專業服務方面，2001年，我在香港發起成立專業聯盟，網羅了所有十個專業團體作為團體會員，共同努力試圖打開大陸龐大的專業服務市場。當時我被一位名嘴在電台上連續批評了三天。今天，香港的會計、測量、建築設計、城市規劃、園林規劃等專業的收入主要來自大陸。今天，亞太地區國際級的專業事務所負責人的寶座已經有香港人坐上，因為香港人有中國優勢。

我開始的時候談了點我上一代的過去。我現在也說兩句我怎麼看我下一代的未來。人離不開社會，人的機遇和發展離不開時代。我父母從山東離鄉別井，飽經苦難，有他們一代的時代背景。我畢業後趕上國家的改革開放，趕上大陸發展的快車，見証了大陸從貧窮落後發展到今天的整體小康，這是我的時代。我三個子女年齡在25至29歲之間，他們的時代就是國家從小康奔向富強，他們的未來就是為中華民族復興奮鬥的三十年。傳昕、齊昕、頌昕三兄妹名字裏面都有一個「昕」字，寓意「希望」，希望就是對未來的預期，我預期他們一代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她們沒有取英文名字，外國人叫他/她們的中文名字，叫得很準，也叫得很親切。他/她們沒有拿外國護照，因為我相信他們的未來，他們的未來不必有英文名字，更不要外國護照。

我很羨慕香港的年輕人，他們比我們這一代有更大更好的舞台，這個舞台就叫中國，他們在國際間有更高的地位。他們不僅是談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他們是會看到大灣區的規劃開花結果。他們不僅是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的未來，他們是會和各國人民共商、共建、共享。他們不僅是談國家的未來，而是融入國家在國內國外的發展大局。在奔向富強的道路上，他們不是旁觀者，不是啦啦隊，他們都是跑手。這條路也許並不平坦，也許有些曲折，但是方向肯定是對的。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這一代有足夠的成功經驗，青年一代有足夠的能力，這就是信心──堅實的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們兩代人共同努力，30年後，當我們90歲、他/她們60歲，大家再坐下來講過去，談未來，我們會同樣的談得很愉悅，很自豪。

原文為梁振英在2018年4月19日在「台港論壇」上的致辭

原圖：港人講地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