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也是「五十年不變」的中途站，是承先啟後的關鍵節點。更重要的是，在遭受2019年黑暴事件和過去兩年疫情反覆的雙重打擊之後，特區政府即將於7月1日換屆，預計國家領導人將蒞臨香港主持換屆事宜，特區將迎來一位新特首，而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社會期待新特首能帶領750萬市民一同為香港「開新篇」。
早於70多年前的建國初期，毛澤東已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本原則去處理港澳事務，估計亦是「一國」之下香港得以享有「兩制」的背後思維；而當中的「長期」基本上有永久（permanent）的含意，而並非過了一段長時間就不再有效的意思。但「打算」只是從想法或概念上，更重要的是有可以「利用（utilize）」及可以起到「作用」的實際落腳點。
從香港的視角出發，我們必須持續鞏固我們對國家和對世界的價值，不論國家發展階段以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如何變化，我們也需要證明自己有用，及可以起到作用「prove ourselves useful」。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自由市場、獨立貨幣、獨立司法體系、獨立關稅區等制度優勢是我們的最大資產，但這些與內地不同的制度並非「為存在而存在」，而是我們連結國家和世界的最佳工具和平台。而事實上，過去3年，香港與內地和國際的聯繫幾乎完全停頓，令人十分擔憂。
人才外流損失大
目前，西方國家各方面基本上已回復疫前正常運作，日本、南韓、新加坡等重要亞洲經濟體亦逐步開放，絕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取消隔離檢疫措施。而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疫情亦基本受控，如果我們中短期內仍未能向國際開放，確實是削弱了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國際聯通性（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縱然我們的目標是先盡快與內地通關、再對國際打開大門，但這依然不減國際聯通性乃香港核心競爭力的事實。況且，疫情終究會過去。提升本港國際競爭力的議題應更多走入社會輿論，特區政府亦應對此及早謀劃，以自信的「起跑」姿勢告訴國家和世界我們隨時都「準備好」。
近一段時間，筆者觀察總結到兩點挑戰，值得社會關注。第一是人才外流，其背後反映是人才「用腳投票」，對香港前景信心不足。人才外流情況的數據各有各說，有移民（改變國籍）、隨公司搬遷而離開、北上避疫等不同組合，但香港短期內的吸引力遭受一定打擊是客觀事實，有疫情原因，也有信心原因。
前幾日，筆者乘坐公共交通時，不經意聽到旁邊兩位女士聊天。兩位女士剛買完餸，是典型的「師奶一族」，50歲左右。其中一位女士告訴她的朋友，自己已賣掉香港的房屋，舉家到英國伯明翰（Birmingham）生活。朋友問，你在那邊有親戚，認識人嗎？女士回答道，沒有，不認識。近半年，筆者亦常聽聞九十後的小兒，為其同輩移民或離港工作而餞行、送機。
所謂「移民潮」並非今天才有，1984年、1997年都出現過，大部分人最終在「好景」時仍會回流，筆者對此現象並不太擔心。反而是年輕人才是否願意留在香港打拚，才是香港競爭力和活力的關鍵。
過去20年，不少香港尖子，除了傳統往英美澳加留學外，亦選擇到清華、北大、復旦等內地頂尖高校讀書，據筆者了解，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的年輕人為數不少。當然，內地發展一日千里，不少出色的香港年輕人，看準內地龐大市場，例如金融及互聯網產業發展空間比香港大、機會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很自然成為必然趨勢。年輕人北上就學就業、親身體驗國情是喜事，但如果他們決定長期（permanently）定居內地，又或他們對香港前景失去信心，留在海外發展，的確是香港的一大損失。隨着「北上廣深、渝蘇蓉杭」愈來愈國際化、生活水平愈來愈高、機會又比香港多，而香港又未能提供足夠發展空間，香港「夠唔夠砌」，能否吸引本地和內地年輕人留在香港發展，也是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一個重大考驗。
第二是傳統優勢產業金融業的隱憂。包括銀行、投資、保險等在內的金融業似乎是過去數年受打擊最少，仍能保持較大增長的行業。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加速內地企業赴港二次上市，不少人認為香港只要有「北水」，就可以一直維持金融業的優勢。
然而，香港只是在股票板塊較強，其他例如債券、期貨、黃金、貴金屬、外匯、虛擬貨幣等市場並不活躍。而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市值中，過去30年來，內地公司的比例愈來愈大，至今已佔市值近八成。可以說，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全靠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包括會計、法律等行業的蓬勃發展也很大程度上依託於此。
內地市場體量及發展空間龐大，成為香港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香港必須爭取參與其中；但如果香港長期維持這種「偏食」情況，獨沽一味，難以真正「做大做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國際競爭力長遠而言也會受到削弱。除了本欄經常提到香港需要產業多元化之外，金融業自身也需要多元化，包括做好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港投融資、上市、發債、加快虛擬金融、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設等。
如果要以一個名詞描述香港的核心競爭力，筆者認為是「漏斗（funnel）」。香港自身的天然資源稟賦不足，匯聚世界各地的優勢資源就是我們的最強實力。如果更形象化而言，在亞太區來說，香港更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交匯點，尤其是有中國內地和東盟十國這兩個全球增長最快、人口總和超過20億的市場，強化香港與上述兩者的經貿關係至為重要，也是長遠維持香港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大灣區內地九市是香港最核心的腹地，而在發揮連接廣東省與世界的橋樑作用之時，我們與深圳和廣州（兩者GDP分別都已經超越香港）處於既合作亦競爭的實質關係。在亞太地區，我們更是與新加坡、東京、吉隆坡等城市「搶地盤」。要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必須深化細化我們與內地這一最重要腹地的經貿關係，同時在國際上開拓更多腹地，以港人、港企的力量進一步匯聚全球優質商業資源。
第一，強化特區政府海外經貿辦和公營機構駐外辦事處網絡，加大香港的國際宣傳和推廣力度。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包括香港）進行污名化，讓我們過去兩三年的國際形象受損不少。但意識形態的渲染並非無敵，從印度沒有跟隨其他「民主國家」譴責俄羅斯，美國在俄烏戰爭後重新允許「獨裁政權」委內瑞拉石油進口，我們就可以知道，新興國家市場始終還是比較務實。
應協助內企走出去
就以「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為例，筆者為此兩億元計劃撥款評審委員會的副主席，旨在資助本港專業團體推廣專業服務及發展，可用作本地、內地及境外的同業、跨業的交流合作、調研、宣傳推廣等活動，每項目資助額最高為300萬元，資助比率更高達九成。但無論業內人士或委員會各非官方成員，都指出因為手續繁複、條件限制太多、宣傳不足等，導致5年來的批出額只有約7000萬元，即約三分一左右，未善用政府資源推廣香港專業服務，其他不少的政府資助計劃亦有類此情況。
建議特區政府（海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與本地商會和行業協會合作，主動安排更多到海外國家和城市的訪問團，加強香港政府官員和民間的對外聯繫。政府如果可以直接資助商會或專業團體的會員參與，將可以大大便利本地企業（尤其中小企）到海外增廣見聞、尋找商機。疫情之下未能通關，政府亦可以先舉辦網絡研討會或線上參訪團，一定程度上也是望梅止渴。
第二，本地中小企需要與內地企業一同「走出去」，共同開拓東南亞、南亞、中東等新興市場。過往，香港的角色主要傾重「引進來」，即為內地企業引入海外投資者，而目前內地的資金也十分充裕，內地企業亦意識到國際市場的重要性，香港應進一步深化協助內地企業共同「走出去」的角色，為己為人，創造共贏。
舉例，貿發局及政府駐內地經貿辦，可以與內地貿促會或工商聯等共同組織海外參訪團，並安排香港的專業服務界及其他合作企業共同參團，讓後者可以更好地服務於內地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尤其是國內的民企和中小企，可能在內地已發展到一定規模或有頗大潛力，但拓展境外業務的時候仍需要滿足當地的合規要求以及規避市場和地緣政治等風險。對比內地城市，香港的商業文化始終與海外市場比較接近，我們應該善用在語言、文化和國際網絡上的優勢，協助內地企業及為本地企業共同開拓更多海外商機。
第三，香港應善用尤其在東南亞的華人商會網絡，鞏固我們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功能。2021年，東盟已成為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佔貿易總值的12.1%。2010-2019年間，東盟來自中國（含香港）的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由64億美元上升到200億美元，佔東盟外來投資總額的12.6%，僅次於美國（15.2%）和日本（13.0%），排名第三。其中，來自香港的外來投資更在9年之間上升了292%，是資金來源增長最快的市場。
預計2030年，東盟將有超過7億人口，人均GDP 9000至10000美金，並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香港應該盡早打入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市場，將東南亞塑造為大灣區之外香港的另一個腹地：一個「上有大灣區、下有東南亞」的香港，將會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漏斗」，人才、資金等亦會自然「回歸」。筆者也到訪過數個東盟國家，當地華人社團網絡較強，從商的華人很多，不少也頗為成功。一些華人通曉普通話或其他方言（例如閩、潮、客家話），與我們的溝通絕無障礙，亦樂於為華人提供協助以及共同合作。香港政府及公營機構的駐外代表應積極與當地的華商（也有少數港人在內）打好關係，主動促進本港商會和各專業及行業協會與當地商會社團的交流合作。
再者，近年有不少成功的東南亞企業集團亦由華人創辦，例如Shopee（電商）、Grab（交通出行）等，亦與內地近十年興起的平台商業模式較為接近。隨着東南亞中產人口增長、消費市場規模擴大，香港亦應積極吸引這些企業來港上市、發債融資等，並爭取納入「滬港通」、「深港通」名單，發揮香港優勢，促進內地與東盟市場的聯通，亦能提升本港競爭力，進一步強化國際經貿中心地位。
原圖：星島日報
請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https://bit.ly/2kgU8qg
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看第一手精彩內容：https://www.speakout.hk/app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