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書展因為疫症辦不成，煞是可惜。尤其今年原先有關於李小龍的展覽（剛過去的周一是李小龍死忌），藉以帶出香港過去半世紀出版過的功夫雜誌；另外也有1953年創刊的《兒童樂園》手稿展，回望從前的港人對未來有何期盼，繼而檢視我們正在留一個怎樣的社會給下一代。
把出版數十年的雜誌或刊物並排展出，不單能讓人反思歷史，更有其藝術涵意──像舉世知名的「卡塞爾文獻展」（Kassel Documenta），便是把文獻出版、學術研究、工作坊等融合於大型展覽兼文化藝術節，從而以多元方式探討社會參與和藝術發展的可能性。香港書展當然遠遠未到這個境界，但在疫情亂世中嘗試連繫香港歷史與社會文化，也見其用心。
嘗試把名人、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融合的還有由王惠玲博士和莫健偉博士合著的《鄭裕彤傳》。兩位學者編寫這本傳記時，強調以口述歷史為主體，也就是以主角的身邊人之視點為素材，構成傳記內所記載的人生軌跡。
這種說故事的方式，往往節錄人物對談，於是能更立體地呈現時、地、人之間的關係，讀來既帶有一種藝術性，亦因此而更富趣味。
鄭裕彤賣金啟示
其中一個故事，是鄭生和分行經理的一次對談──話說經理反對售賣9999成色足金，理由是：「老闆，我們已經用99，比別人已經好很多，你用四條9，會少賺錢的。」不過，鄭裕彤堅持即使賣出價相若，仍然只賣9999而不賣99純金，因為四條9是信心保證：「不要緊，你賣廣告要花錢，用四條9就等於賣廣告。」
以上的故事本身已經有趣，但記錄歷史的價值在於把當時的背景也闡明：傳記內特別提到鄭裕彤其時所觀察到的兩大重點──第一，他說：「那時候金舖很混亂，客人也覺得很混亂」；第二，因為百分之百沒有可能，所以「不如賣最好的四個9」。
學習歷史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參考前人經驗以用於現世。
以上的兩個觀察，其實對當下身處疫症反覆與國際關係漩渦當中的香港人而言，可謂別具一層深意：今日，局勢的確很混亂，香港人也覺得很混亂，可是面對這動盪不安的環境，我們一方面要明白「百分之百沒有可能」，人與人之間、乃至持份者與持份者之間，總得某程度上作出妥協。
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摒棄「比別人已經好很多」的自滿之心，戒驕戒躁，努力不懈做好自己，明知凡事不完美，但至少要賣最好的自己──這樣的香港，才能夠在亂世之中，延續香港人忠誠可靠的口碑。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7月22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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