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個月的黑暴運動，令心智尚未被蒙蔽的香港人明白，假消息到底有多可怕。最可悲的，是接著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假消息仍然是無日無之，更一度在社會上引發搶購日用物資潮。說得再簡單一點，假消息的最惡劣後果，就是引起恐慌、激發仇恨，社會最終因而動蕩不安，所有老百姓都會陷入箇中惡果。
今日香港，是否需要另立新法去處理引起社會不安及恐慌的假消息呢？散播假消息的，是否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呢？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畢竟散播謠言，從而造成社會不穩定，甚至其他難以預計的後果，本身就是罪大惡極。不若，就讓讀者們先看看兩岸四地的經驗，以讓將來的討論變得更實際和有意義。大家必須留意，日本、韓國、英國、法國、德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都有規範假消息、假新聞的法例，只是基於篇幅所限，未能一一盡錄。
香港：
香港現行法例不是沒有限制假消息的安排，最大問題是「過時」！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任何人使用電報、電話、無線電報或無線電話傳送任何其明知是虛假的訊息，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或旨在令他人產生不必要的憂慮。
上述法例的最高刑罰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2個月，然而據2014年法庭的一宗判決，有關條文未必能處理網上發布虛假訊息行為。相信大家都看到問題所在，今日香港最普及的通訊方式是互聯網，而相關法例偏偏就不包括互聯網，也使有關法例形同虛設。再者，此法例的門檻過高，要求控方證明疑人發放「明知是虛假」的訊息，也要證明發放者「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或「令他人產生不必要的憂慮」。這種門檻，要入罪難若登天，絕對不能有效處理今日香港情況。
內地：
根據內地《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5條，但凡散佈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可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5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以下罰款。
這法例是針對節情較輕的個案，形式有點像香港定額罰款的處分模式，對香港而言不太合適。
對於犯案情節嚴重者，內地一樣會安排公訴程序；根據內地《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條，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嚴重後果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述法例規定，若所散播的謠言、假消息，造成社會嚴重的後果，刑罰亦會隨之提高。這種原則，在以普通法為依歸的香港法院，其實也適用。筆者始終認為，將散播謠言、假消息的行為列作「絕對法律責任」類的罪行，是較合適的安排。
澳門：
澳門《傳染病防治法》第31條規定，在行政長官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所定特別措施的執行期間，任何人意圖令居民受驚或不安，傳播與傳染病有關而其明知屬虛假的訊息，致使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影響者，處最高1年徒刑，或科最高120天罰金。
香港和澳門的情況，不能直接類比，至少澳門已就《基本法》23條立法，而香港則尚未完成這個憲制責任。雖然如此，筆者認為仍值得參考澳門的法例，先處理抗疫期間的謠言和假消息，畢竟這是較易受香港人接受的切入點。
台灣：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五項規定，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可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0,000元以下罰鍰。另外，根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散播不實訊息罪」，任何人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上述台灣法例的操作，較香港的可取。首先，檢方只需要證明，涉事者「散播」謠言，再根據法律原則去判斷是否屬於「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而最終是否入罪，由司法獨立的法院去裁決，比香港的法例要控方證明被告「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明顯較合理。事實證明，台灣方面亦認同，在疫情期間必須更嚴厲打擊假消息，故此另設針對散播疫情謠言的法例，安排恰當。
隨便一看，原來兩岸四地中，除香港以外的地方都有相對較完善、用作阻止謠言散播的法例。香港在這方面，明顯落後地區和國際形勢，保安局對於假消息的散播，是否還要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任由謠言所衍生的恐懼和仇恨，繼續每分每秒在香港市民間孳長呢？假消息對社會的危害有多大、會產生多少暴力事件，保安局難道還不清楚？
原文轉載自《AM730》 2020年3月24日
原圖：中通社、RTHK
請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看第一手精彩內容：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