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一篇有關各國防疫策略檢討的分析文章，角度獨到，值得和大家分享。

自去年9月12日以後，據Worldometer的數據，香港並無因新冠而死亡的個案，但新增了千餘病例，看樣子還會繼續快速增加，政府到處圍封，頗有風聲鶴唳的感覺。香港是否要檢視一下抗疫策略？這是時刻都應該做的，各地的成敗經驗正可不斷為港提供參考。

抗疫最失敗的國家，以數據而論，美國顯然排在前面。兩年以來，中招總人數直逼7千5百萬，死亡總人數在本周應達90萬，我們從美國可以學到很多反面教材。這些反面教材主要是政治的、制度的、和意識形態的，而不是科學的。若無美國科學家的貢獻，美國的困境會更嚴重。

兩年前武漢爆發疫情，中國沒有忘記第一時間在國際上發表科學報告，美國卻老是想着只有中國這樣落後才會應付不了區區疫情，自己怎會有事？到疫情失控，特朗普又瞎指揮，叫人飲消毒水。民間反對戴口罩及社交距離的蠢蛋也頗具聲勢。到了疫苗出現後，反疫苗的運動也此起彼伏。這些人自稱擁有的自由不容侵犯，不理會自己中招會傳染他人及耗掉公共醫療資源，他們應讀一讀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智商最高的自由主義大師米爾（John Stuart Mill）所著的《論自由》，便知自己是如何錯誤。既然只影響自己生命的汽車安全帶也可立法強制，為何會影響自己及別人生命的疫苗，不可立法強制接種？美國便是被自己的制度與意識形態拖死，百餘年後歷史家一看，會發現美國的衰落因素之一便是它的制度與意識形態與在疫情中保持人民性命的目標很不適應，以致國力大損。

中國的抗疫與美國截然不同。到執筆日，美國每100萬人口中死於新冠的，共2700人，中國卻只得3人，差別900倍！除了很少用到的封城外，中國所倚重的，是用大數據科技設立了一個高效率的追蹤系統，廣泛的疫苗接種，及在有疫情的區域採用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對境外來客，則閉環管理一段不短的時間。中國用的方法是嚴格的，部份私隱也會失去，但抗疫成功，人民願意合作。因疫情受遏制，人民到處旅遊倒是十分自由，周末商場飯店也是人山人海，沒有禁忌。本來與外近乎隔絕，有可能損害經濟，但中國對外的經貿關係不但未斷，出入口總額屢創新高，皆因其他國家在疫情中更為倚賴中國的供應鏈。但無限期的入境限制，總不能永續，中國要利用這段時間繼續谷針，開發新疫苗及治療藥物，並且等待病毒的毒性進一步下降至可接受程度才開放。

新加坡的醫療水平和經濟規模與香港相若，經濟也同樣是外向形，需要對外開放以維持其經濟運作。在早期她曾受外勞社區爆發的影響，其後則為了保持開放，採用與病毒共存政策。新加坡與香港有重大相同的條件，但政策有別，對香港反而有最大的參考價值。以數字而論，在每百萬人口中，新加坡的總病例大約是香港的24倍，但每百萬人中，新冠死亡率只是香港的5.1倍，反映其醫療系統頗為有效，或是因接種疫苗人數多，所以中招死亡人數也較低。新加坡的與病毒並存策略不能算錯，但推行時間可能過早，病毒毒性仍烈時與它共存，豈不糟糕？不過，Omicron出現後，情況有變，從12月1日至1月24日，新加坡新增病例5萬2千多人，死掉了122人，中招者當中屬Omicron的亦數以萬計，但因Omicron而死亡的，只有1例，是位沒打針92歲老婦。

香港醫療水準不亞於新加坡，從9月12日至今無人因新冠死亡，若在香港的醫療水平下真的能做到每1萬名患者才有1人因沒有打針才死亡，那麼此疫的死亡率還低於流感，確有條件全面開關。但問題是有些前提仍未成立：第一，香港絕大多數人還未打完第3針；第二，新加坡的低死亡率是否能維持，仍待考驗；第三，與內地通關，關乎香港命門，在內地未確知病毒毒性已下降得足夠前，不會對與病毒共存的香港開關。

明乎此，香港應做的有幾項︰第一，密切監察Omicron的毒性；第二，追蹤制度要建立起來，最合理的方法是把內地的整套技術買回來立即貫徹；第三，立法強制接種疫苗，除了健康原因外，一律要打針；第四，全民檢疫幾次（每次成本大約15億，香港付得起），把無症狀感染的也找出來，但不用禁足。這些政策比目前的溫溫吞吞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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