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民意求「不變」成《基本法》初心 梁振英:我們活得比你好,英國憑甚麼指手畫腳?
【獨家專訪】民意求「不變」成《基本法》初心 梁振英:我們活得比你好,英國憑甚麼指手畫腳?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回歸25周年前夕,接受《港人講地》獨家專訪。他認為在「一國兩制」安排下,香港經濟發展相當好,英國無資格指指點點,他更列舉一系列數字,比較香港與英國的發展情況,讓數字說話,而「一國兩制」的成功更是不言而喻,提醒港人不要妄自菲薄。


1997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當時以中方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交接儀式的梁振英,憶述他在見證五星紅旗和特區區旗升起的一刻時心情很激動。被問到「一國兩制」有沒有變形、走樣時,梁振英強調,大家對《基本法》的初心就是「不變」,反而是提出要由公民提名行政長官人選的人,才是試圖讓它走樣、變形。


梁振英強調香港不是一個政治城市,而是經濟城市,疫情下要拼經濟要有所犧牲。他更認為,香港應積極思考如何做到與內地通關,即使是要接受一定日數的隔離也是值得的。他又呼籲打算離開香港的市民要想清楚,衡量事業發展和家庭的代價後再作決定。


問題:香港回歸25年以來最難忘時刻是甚麼?


梁振英:當然是特區成立,當日晚上中國對香港恢復主權之後特區成立,當晚97年6月30號我在台上,因為我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一個副主任,我是中方代表團的一分子,那時候心情很激動。由於參加了整個收回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程序,包括起草《基本法》等等,由1984年做到1997年一共13年,終於五星紅旗升上去,我們恢復行使主權。


但是當晚還有個午夜立法(即有些法例必須在特區成立之後馬上要立法的),我當時是臨時立法會的議員,臨時立法會要立即開會,接著回家睡幾小時,翌日早上就參加特別行政區成立,與主要官員還有行政長官的宣誓儀式,當天既忙碌亦都緊張,同時心情很愉快。因為考慮到香港的歷史,我們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到我們決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實施史無前例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偉大的構想終於完成,所以是非常難忘的。


問題:回顧25年,「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嗎?


梁振英:我們值得將今天的香港與97年的香港比較、將今天的香港與今天的英國比較,這自己比自己、自己比較他人,我們會比較立體、比較客觀,知道香港過去25年發展如何。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特別行政區過去25年,經濟社會發展其實相當好的,所以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先比較英國,97年的時候香港的人均GDP低於英國2%,今日我們高於英國12%,說明甚麼?說明我們經濟發展得好,由於經濟發展,我們有基礎,可以在民生其他方面做很多事情。另外就是我們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這是聯合國計算出來的指數,今日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全球排第4, 英國排13,新加坡則排11。另外,香港的病床數目每千人計算,我們比英國高出一倍以上,香港的預期壽命,比英國人的預期壽命高出3年以上,凡此種種就是我們與英國的比較。


再加上大家知道97年前,香港的地鐵、香港鐵路公司,以至地鐵的建造、管理,主要都是英國人的。今日英國最新建了那條伊利沙伯線鐵路,由香港鐵路公司過去管理。而我們香港鐵路公司,現在基本上是我們香港中國人管理的一間公司。所以今日英國憑甚麼經常在香港問題上指手畫腳?香港有些人憑甚麼用英國那套政治制度,來要求我們作為一個仿效的對象呢?


香港自己跟自己比較,過去25年,我們由政府資助的大學的學額增加以倍計,香港的人均壽命或者我們叫預期壽命不斷增加,香港在教育、醫療、福利這三方面的主要的民生支出,比97年的時候亦都以倍計,為甚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些?讓政府能夠用更多的公帑去照顧社會的弱勢社群,用作培養我們的青少年人,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起來。


另外一個是甚麼?我們跟內地的城市不同,我們不用上繳,如果打個比喻,就好像我們自己賺錢自己花,我們不用拿回家養父母或者幫弟妹,我們不需要上繳,而我們沒有國防外交方面的支出,亦都是中央負責,97前香港要負責英軍的駐港英軍叫軍費,97後《基本法》寫明,我們不需要付軍費,97年英國人收我們最後一筆駐軍軍費,當年大概8億港幣,25年前8億元是很大筆錢。


今日我們不需要付一分錢,我們作為一個城市,你如果看看我們公共財政的支出,比較譬如新加坡這一類地方,她有相當龐大的國防支出、外交經費的支出,但我們沒有,我們省了一筆錢。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一來不應該妄自菲薄;二來我們要知道,經濟發展是一切的基礎;第三、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我們得到國家很多優待,讓我們的錢可以用在香港市民身上,令到我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有進步。


問題:有一句說話常常聽到,「『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25年來有沒有走樣變形?


梁振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或者概括的概念,現在已經是法律,而且有條文、白紙黑字,訂得相當具體的法律。《基本法》在1990年頒布,1990年之前,我們花了4年多、5年時間,聽我們同胞意見,在香港進行了,在內地也有,也是香港至今為止最大規模、最深入的諮詢工作。


根據這些意見,160條的《基本法》在1990年通過,「一國兩制」有沒有走樣?有沒有變形?我們要看《基本法》在哪一條文上有人試圖將它變形,譬如說《基本法》講明,如果普選行政長官的話,要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原文就是一句這樣的說話。有人當年搞「佔中」,他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這就是試圖讓它走樣、試圖讓它變形。


如果有人說民主,甚麼叫民主?我們自己關門選了行政長官出來,那個就是行政長官,不需要中央任命,想去中央化,這亦是違反《基本法》、違反《聯合聲明》的。這是意圖讓「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樣,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不應該再講一些概念,而是具體看《基本法》的條文是甚麼,有另一句說話就是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


當年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就是,《基本法》寫進去是否真的不變?1990年頒布《基本法》,我覺得很好,但是過了十年、八年、廿年、卅年,你又變怎樣?所以那個「不變」亦都是當時香港市民一個很普遍的訴求。因此我們不能夠說今天香港人傾向變了,香港不再是一個經濟城市,我們要搞政治、搞政治城市,又或者香港人所謂民主意識提升了,因此我們要關門自己搞一套民主,就不理會中央的的權力,又或者我們要公民提名,不要提名委員會提名,這不是我們當日《基本法》規定,亦不是香港市民原本的民意。


當時的民意很清楚,就是香港是國家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等等,因為香港對中國有這些方面的價值,因此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等。讓香港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同時由香港人去治理香港,而且經過中央的授權有高度自治的權力。


另一方面很值得談及的是甚麼?就是香港民主的本質,是地方性民主,而不是主權國家的民主。如果香港人不是「高度自治」的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的權力,只能夠等同倫敦、巴黎、東京、紐約市長的權力,是很小的權力。但是為何我們會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因為是中央通過任命的行政長官,通過這個任命賦予額外的權力,這些權力來自中央的。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之後,就明白到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香港脫離英國的管治,並沒有好像新加坡變成一個主權國家。


問題:回顧回歸25年以來,香港得到了甚麼?失去或錯失了甚麼?需要學習甚麼?要放下甚麼?要拿起甚麼?


梁振英:放低政治爭拗,我們要知道香港不是一個搞政治的城市,更加不要利用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去搞國際政治,例如搞中美關係當中的一些政治問題。2019年黎智英等人,還有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去美國要求美國制裁中國、制裁香港,這是絕對錯的!


那放下甚麼呢?我相信我們要放下那種不斷搞政治的心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根據《基本法》處理好香港的內部問題,處理好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另外,我們要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多去內地跑、多去國外跑。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社會逐步解決長期以來困擾香港民生的問題,我是充滿信心的。


問題:新一屆特區政府多名官員已被美國制裁,香港打國際線會否越來越困難?在這背景下如何讓香港繼續當好國家對外窗口的角色?


梁振英:今時今日在這個世界上,被美國制裁不應該是一個障礙,其實在好多我們的夥伴國家,完全知道美國今日在國際社會上站位是甚麼、他的實力是甚麼。對一些國家來說,我們有官員被美國制裁,就是他本人的一個榮譽勳章,我覺得不應該妨礙我們的官員出訪談合作,這是一點;第二點,香港有很龐大的民間力量,我們的商會、專業團體、非政府組織,長期不斷去組織一些外訪團,向當地介紹香港怎麼去做一個超級聯繫人。讓外國的經貿合作夥伴知道,不僅在香港有他的市場,通過香港更可以進入整個廣東、大灣區城市的市場,從而進入中國內地的市場。


我們要去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不應該守株待兔。民間的力量將會是很重要的補充,往往民間的說話對別人來說更加有說服力。


問題:在大灣區的城市中,與深圳、廣州比較,深圳廣州先後超越香港,展望未來,香港如何做好經濟城市的角色?


梁振英:大灣區的廣東城市,於過去一段時間發展速度非常之快,我覺得香港今天發展至到這個水平,我們不能夠奢望香港,會有大灣區的廣東城市如深圳這樣的發展速度,但同時,我認爲我們由亂及治之後,香港能夠將精力和時間集中去做好經濟,經濟發展速度會比過去那段時間更快。


我們可以為青年人提供更加理想的就業以及事業發展機會,政府亦有更好的財政收入,來做社會民生方面做更多的事,所以我們通過和大灣區廣東城市合作,機會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相互不知道對方可以提供甚麼合作機會的問題。我相信香港人、香港的工商、金融、專業界,無論是老闆或者是受薪的職員,他們都會看到機會,也將這些機會轉化成經濟發展的成果。


問題:您提到不知道,您過去經常走訪內地城市,這些情況有改善嗎?有沒有一些例子,連你也不知道?


梁振英:去年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即超過100天在中國內地東西南北地跑,當然跑大灣區廣東城市跑得更加多,每到一個地方聽到的、看到的,都令我不其然地說同樣的話,就是「我也經常來,為何連我都不知道?」當地的官員或者企業界朋友就說,「這些是我們公開的,我們網站那裏有那些資料、新的政策、新的發展,或者在傳媒都有報道過。」他們說甚麼呢?他們說「梁主席,我們不知道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對方有很多事情能夠怎麼合作,我們不知道,更加重要的,我們不知道對方不知道,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為甚麼我在一段時間自己經常寫一下東西,或者接受傳媒訪問,就是希望做好這項相互溝通、解釋說明的工作,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過去兩三年先有黑暴再有疫情,令我們和大灣區廣東城市來往基本上是斷絕。


我覺得我們要坐言起行,不能守株待兔。我們要比較一下,如果我們不接受隔離,到內地那裏跑,重新建立和內地的關係,掌握這些機遇,我們的損失是甚麼?一定日數的隔離有時候我們也要接受。我們知道對個人來說、對家庭生活來說,都是一種付出、是一種犧牲,但我們在當地活動的時候,就令我們香港和南沙的合作關係能上一個新的台階,所以要想我們是否真的不能接受一定日數的隔離呢?


問題:香港未來如何把握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機遇?


梁振英:應該首先說的是,我在內地這5年跑得很多,直至今天來說,內地任何一個去的省、自治區、市都非常重視香港的作用,重視和香港的合作關係,尤其是你越向他們介紹香港有甚麼新功能、新作用等等,他們越想和香港合作。所以,首先我們排除一些人的誤解,說現在內地發展起來,香港這個地方沒用了,絕對不是這樣的。


習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的時候,他回顧了1978年至2018年這40年,香港、澳門地區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作用,然後他提出了四個新的希望。這四個新的希望是很值得拿出來和香港社會分享,就是和「更加積極主動」這六個字開始的,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這三個在國家層面,第三個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香港很多人沒想過,我們國家的治理在實踐過程當中,香港是怎樣更加積極主動去參與。第四個是國際層面,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際人文交流。


習主席雖然指出四個方面,但是同一個態度,就是「更加積極主動」,意思就是說你知道了之後,就不能坐在這裏說或者聽,要更加積極主動助力、促進、融入等等,中央最高領導人,以及剛剛說的地方領導人、地方企業很清楚,香港這個兄弟是幫到手的、可以合作的、大家互利雙贏。接著我們就要做事了,介紹香港可以做甚麼?我們在內地到處跑,更加重要的是,自己要組織起來,比如說,有三個重大平台前海、橫琴以及南沙,這些地方有甚麼機會?我鼓勵大家真的去看,不要被返內地要隔離所攔著。


問題:在兩個重要時間點前夕:97回歸、回歸25周年(50年不變走到一半),香港都出現了一波移民潮,你對此有何看法?


梁振英:兩者有一個本質上很大的不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中都有些移民潮,大多數是真移民,他們將身份證交出來。但是,今次香港人其實亦都清楚知道,譬如英國的經濟實力每況愈下、政府的管治能力亦都每況愈下,英國社會的撕裂亦越來越嚴重,所以今次他們去英國,其實不是移民而是移居,他們沒有將身份證交出來。在他計劃中,取得英國護照後就會回來。


我覺得任何人移居也好、移民也好,都要做好調查研究,因為對個人、對家庭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可逆轉的。當然,香港人有移居的自由,但實際情況如何?不妨看看97年前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的人回流到香港那段歷史,以及想想事業和家庭的代價,衡量過後才再作決定。


圖片來源:港人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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