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星期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提到，須增強港人愛國精神，只有「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憲法意識才能真正深入民心，而港人亦必須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根本制度。駱惠寧主任所指的「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立法會議員：應加快法律適應化
行會召集人、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提到，政府應加快法律適應化，例如釋法事件揭示現行制度只要法庭批准，無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即能處理國安法案件，反映制度適應化未完善。至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表示，關鍵在於改變港人意識形態，例如至今仍有人崇拜英國國旗，並指出本港法例尚有不少條文含有女王陛下和英軍等字眼，需加快刪改。
對於上述兩位專家的意見，本人是十分認同，在我而言，「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亦即坊間所指的「去殖化」，其實就是指特區政府有責任全面檢視所有港英年代，英國人在香港留下的種種制度，好的、運作暢順、行之有效，而且仍然切合當今國家要求和社會需要的，當然需要保留；然而一些某程度上已經不合事宜，甚至是根本沒有需要，或者不適合在香港維持的制度，特區政府就好應該檢討，研究是否需要更改。
海外律師不應在港打官司
舉一個大家近日都耳熟能詳的例子，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格的海外律師，只要獲得高等法院批准，就可以來港「打官司」，有關制度事實上是否仍然必要呢？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日前在報章撰文指出，容許非本地律師參與審訊，有關制度可追溯到回歸前的法定執業安排。他表示，在香港大學成立法律系之前，所有香港的律師均須先在英國本土取得執業資格，導致香港法律人才貧乏。湯家驊憶述，他在1975年學成回港時，只有不足一百名執業大律師及八名御用大律師。
及後當港人可在本地取得執業資格後，為保護本地律師，法例規定除非得到法庭特許，外國律師不得在港執業。儘管如此，因為本地律師資歷尚淺，人數不多，在處理一些重大案件時一般均會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來港代表訴訟雙方。然而，時移世易，今日香港已有超過一千五百名大律師及一百零三名資深大律師，其中不乏相當高質素的大律師。湯家驊直言，半世紀前的安排，回歸後的今天是否仍適合實是值得商榷。
記得我之前亦曾提過，包括澳洲、新西蘭、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非等英聯邦國家，其實早已經不再容許英國的大律師到當地出庭。香港法律界選委馬恩國指出，之所以有此安排，是因為這些國家及地區都尊重自己司法獨立，落實法治獨立的政策，以及顯示對本土培養的法律人才有信心。評論至此，我認為情況已經非常清晰，容許海外大律師來港出庭，似乎已經失去昔日的作用，更有可能是與培養本土法律人才的理念背道而馳，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盡快檢視相關安排，適時修訂相關法例。
法官國籍問題需檢視
另一個我認為值得檢討的是，終審法院邀請海外法官的安排。《基本法》第八十二條訂明，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海外法官）參加審判，故此我絕對尊重現時的安排；然而，大家亦要留意，《基本法》的說法是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而不是「必須」邀請海外法官參加審判，那麼問題就是，香港是否仍然需要海外法官參與終審法院審判。畢竟，要參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甚至是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不用海外非常任法官亦已經可以做到，而在今時今日的國際政治情勢下，海外法官亦可能出現「雙重效忠」的問題，此一安排是可需要沿用，絕對值得終審法院研究。
最後就是關於「雙重國籍」問題，我們都必須認同，香港居民「雙重國籍」的情況，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雙重國籍」，代表著「雙重效忠」，不管當日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容許香港居民擁有「雙重國籍」也好，今日亦都是時候去作全面及詳細的檢討。如果怕全面執行其實早已在香港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會引起太大的震盪，不利香港發展，特區政府何不先由首長級公務員做起，硬性規定首長級公務員不得持有中國國籍以外的其他國籍呢？這要求，對「薪高糧準」的首長級公務員而言，肯定不算過分。
我認為，「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肯定不是指要一刀切放棄所有舊有的制度或安排，好的東西，當然可以保留。中國人處事，一向講求因時制宜，同時亦要因勢利導，既然「去殖化」是中央對香港提出的要求，那麼我們就不能亦不應迴避，必須盡快檢討和革除，現時在香港仍然存在的各種「殖民統治的影響」。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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