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且逐個審視財爺支持開支佔GDP20%的理由。首先，財爺說過去40年只有7年政府收入超過GDP的20%，所以限制支出在同樣比例是量入為出。

(1) 近年收入大增，正反映結構性機遇

但上述結構性機遇銅板的另一面當然是政府收入大增。仔細看看數據﹕政府收入逾GDP20%的7年，當中4年正正是剛過去的「黃金五年」﹗事實上，最近4年 (2010/11至2013/14) 政府收入佔GDP比例平均為22%，比1989/90至2009/10年的20年平均17%高足足5個百分點，政府又有沒有考慮這個明顯的結構性轉變？

(2)107條並非鐵板一塊

其次，雖然基本法第107條要求政府「避免赤字」及「開支增長與生產總值相適應」，但正如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前系主任Ian Scott教授在其著作《The Public Sector in Hong Kong》中指「（筆者譯）…107條條文中的「力求收支平衡」普遍被理解為政府其實是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出現預算赤字…惟該赤字不應是結構性而且平衡預算不會是難以達成的目標…」。

換言之，若政府真的有必要為社會進行投資而在短期內令公共開支佔GDP比例超過20%，並不代表違反基本法。而且，這些投資可以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回報，例如面對人口老化而急增的醫療需求，興建新的醫院，必定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scale），最終反而為庫房省下醫療開支。

(3) 市場要大，但政府不能太小！

這正好解釋為何財爺的另一個理據「小政府，大市場」並不成立。這種必需由政府負責、私人機構無法進行的投資，中學經濟教科書稱之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以醫療為例，假設香港現時有100張病床的話，只有10張在私人醫院。我們粗略估算當長者人口在未來20年由現時100萬增加超過一倍到220萬時，我們將會額外需要50張病床——請曾司長指點現時的私人醫院如何在20年內一間變五間﹖

新加坡自2004年起大增公共開支六成，但正因為投資得當，獅城的經濟增長比公共開支的增長還要快，結果公營部門佔GDP的比例不升反跌，原本小的政府變成更小的政府﹗這說明了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vacuum）之中，投資會有回報，直線推算沒有意思﹗

況且我們不是要求政府變大花筒，像歐美國家般債台高築，但最起碼，追回過去幾年派走的2300億可以買到的25間瑪麗醫院或32間科大不過分吧﹖

前人智慧：20%並無基礎

這就是CFO應使則使和掌櫃墨守成規的分別。負責任的CFO會按實際需要和時勢變遷，投放相應資源；掌櫃則只會盲目死守一個數字。套用浸會大學經濟系前主任鄧樹雄教授的說法﹕「其實這20%上限既非《基本法》有關的預算條文（即第107條）所規定，也無世界通例，理論基礎薄弱，只不過是所謂審慎理財小政府的指標而已，而非視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而調整。」

事實上，鄧教授道出了殖民地時期財政司奉行的理財哲學。彭勵治爵士（Sir John Bremridge）曾指﹕「並沒有一套邏輯規則能夠釐定公營部門佔用資源的適當份量……支配着我們的並不是邏輯，而是環境和歷史……我個人認為，沒有任何理想的百分率數字可言。」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奠基的夏鼎基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說得更明白：「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隨着本港經濟的擴大，本港當能容納較大的公營部門。」

過往因為過分看淡，並連年大量派糖，我們對未來的投資已經耽誤了幾年；如果我們現在又要硬性限制每年的政府支出為GDP的20%以下，而把所有現在已擺在眼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繼續拖延留待未來處理，未來肯定是一塌胡塗！香港今天需要的，是一個投資現在、幫港人解決民生及經濟發展樽頸的「現在基金」，而非一個無論規模有多大都救不了一塌胡塗的未來的「未來基金」！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3月4日（此版本為作者原文）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