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過去長期實行計劃生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出生人口大減，且男女比例失衡，適婚年齡的結婚人數下跌嚴重，促使國家開放二胎、三胎。綜觀現今世界各地，「人口問題」均不是省油的燈，國家統計局年初公布，2022年末全國人口達到14億1175萬人，比起往年減少85萬人；東亞地區的日本，連續12年人口減少，15歲以下人口數量達歷史新低，「少子化」非常嚴重。
筆者過去在內地時不時看見一些「相親角」，多是年長的父母們張貼出男女雙方的年齡、經濟條件，希望能為自己的子女覓得佳偶，神態焦急，反映內地年輕人遲婚、不婚的現象是多麼普遍，令人憂心。
內地政府為刺激生育及人口流動，各種優惠措施政策百花齊放，積極解決。反觀香港，種種數據顯示，我們面對的人口問題比起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生育率低、人口老化、社會負擔百上加斤的問題迫在眉睫。處理人口問題，往往極其講究時間性，現在是時候需要「跑起來」，正視人口政策制定上的「量」與「質」。
用最淺白的語言概括一下香港人口問題的面貌，大致如下：香港出生率低，加劇未來福利負擔，對經濟非常不利，近日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了《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顯示香港女性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平均每名女性只生育0.8名子女，難以維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發達地區的更替水平約為2.1），對此問題，香港統計處一直持續研究，曾歸納出的因素包括：遲婚情況縮短了女性生育時期、女性獨身情況增加、離婚率上升等。
生育率下降的同時，老齡人口的數量正不斷增加。根據政府推算，65歲及以上長者佔整體人口比例將由2022年中的20.8%，逐步上升至2028年的25.3%，2069年更升至35.1%。老年人口增加，平均壽命隨着醫療技術提高也一併延長，未來對醫療福利的需求有增無減，在不考慮大規模移民進入的情況下，未來的勞動人口總數減少，每個在職人士的擔子將再加重，僧多粥少。
生活成本高「不敢生」
港人的生育意願低，與其說是「不願生」，倒不如說是「不敢生」。生育問題的本質從來與「生活成本」互為因果，只有降低生活成本才是治本的方法。香港生活成本之高主要體現在樓價及租金方面，港人工資收入增長乏力（金融行業除外），樓價租金卻依然高企，當一個家庭把泰半收入用於供樓交租時，生育意願自然大打折扣。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紓緩樓價租金，是香港社會整體共識。
隨着愈來愈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的時間延遲，在25歲至35歲左右的生育黃金時期，同時是健康及體力較好的年歲，女性往往面對生育還是拚搏的取捨，而本港企業甚少接受半職崗位，無疑是增加了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
撫養子女成本同樣驚人，香港運動員李麗珊曾在2006年的某銀行廣告提及：「養大一名孩子需花費400萬元」，而該銀行最新的調查指出，這個數字已經悄然增加至600萬元！父母平均每年需要花費28萬元以上，這僅僅是撫養一名孩子的花費。
生活成本高昂，年輕人不敢生育；生育率低，未來的勞動人口進一步下降。相反65歲以上長者數量日增，老年人的撫養負擔隨之加重；福利醫療開支的需求漸次上漲，勞動者百上加斤，經濟活力下降，生育率再度下跌，形成惡性循環。
難怪年輕人不願亦不敢生育。再者，社會風氣已變，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為年輕人的人生目標就是買車買樓、結婚生子，傳宗接代觀念日漸淡化，女性亦愈來愈獨立，不再人人期望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資訊發達，促進交流與娛樂的樣式更新迭代，年輕的勞動者在滿足基本生活條件下，更多地思考工作以外的人生意義，講求工作及生活平衡work life balance。心態、環境、文化彷彿經歷了一次「後現代化」改革，這是世界的趨勢，也是人性使然，筆者認為需要認清這個新趨勢，再抱着傳統的觀念而制定政策，硬推、批評都是逆水行舟，無濟於事。
搶人才也「搶人力」
制定人口政策時，務必考慮「量」與「質」的配合，標本共治，才不至於讓本已不足的政策資源彈藥虛發。
人口問題的組成涉及住屋、教育、經濟等方面，生育率低的情況需要時間修補。從短期而言，應付短期勞動人口缺失和供養長者壓力大增的方法就是既「搶人才」，也「搶人力」，這正是政府現時努力推動的方向。本文草擬時，特區政府正在審議輸入外勞及私人參建資助房屋計劃，預計輸入1.8萬外勞。
針對「量」的問題，人口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可以定位為吸收外來人才及人力，以及鼓勵整體人口多生育。五十及六十年代，大量內地人因為政治及溫飽問題而選擇移居相對安定的香港，不但為香港帶來資金、技術等，亦供應大量基層勞動力；前者包括港人熟悉的船王包玉剛、前特首董建華等家族，後者包括筆者在內的父母輩，例如當時裁縫及剪頭髮多是「上海師傅」。兩者對當時香港經濟及社會高速發展，貢獻良多。
近年，雖然內地經濟發展蓬勃，社會條件大幅改善，但仍有不少內地企業選擇來港發展；同樣地，香港對內地的一些專才、勞動階層也有相當的吸引力。未來數年，香港基建每年投入3000多億元，甚多是政府工程，但建築相關人才及工人短缺以萬計，其他如護理、運輸等行業，同樣缺人，難免要從內地及海外輸入。
問題是香港有何誘因吸引及挽留人力資源。除了薪酬及福利外，最大的問題是為他們提供住所。
有商界提議一些「跨境工作」便利配套，讓某些內地勞工可即日來回陸港兩地，就像每天來港上學的內地學生，免卻居住問題。又以建築業為例，可參考當年新機場十大工程計劃，為特定項目，輸入特定勞工，提供特定住宿，工程完後不能留港，好處是把短期的勞動力需求和長遠的人口需求分隔開，減少生活配套資源的負擔。
獎勵補貼催谷生育
鼓勵本地人口生育方面，可因應處於人生不同階段的青年、壯年、中年人士等，對症下藥推出鼓勵誘因，同時減少他們生兒育女的阻礙。如針對已婚夫婦，給予按生育小孩數量計算的獎勵性財政補貼、稅務減免等政策，甚或可優先獲分配公屋或購置居屋，藉以鼓勵適齡夫婦多「造人」；又或針對在職母親的工作安排，推出鼓勵半職計劃，給予響應企業一些政策便利及稅務優惠等；或由政府帶頭，推動多元工作模式，包括電子化辦公等，增加青壯年母親生育意願；又或增建寄宿學校，減輕撫養壓力，令母親「敢」生育，同時釋放母親勞動力。
針對「質」的問題，高端人才是行業創新、技術突破的關鍵，在制定人口政策時，應重視他們的需要。新加坡政府為鼓勵高學歷公民生育，1984年推出了「大學畢業母親計劃」，鼓勵大學畢業的婦女多生育，給予他們的子女優先擇校權利，提供減稅優惠。針對性地鼓勵高學歷、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口生育，有利於下一代繼續實現「質」的階級提升及資本累積，提高整體生活水平。除了物質誘因，社會還必須配備合適的康樂、文娛、體育等設施，讓他們身心皆得到滿足。
在培育本地人才方面，配合目前主打的創科發展，對修讀STEM相關學位課程的畢業生，政府可給予代還學貸優惠，減少畢業生在初投職場的財政壓力，並設限制條件，如畢業生需在港從事創科相關企業的職位若干年，以此挽留人才。
香港的國際性是核心競爭力，英語的重要性極高。大部分港人的母語不是英文，不同於潛移默化的粵語可以日常吸收，需要透過系統性學習文法（grammar），才能掌握英語的運用方式。筆者當年初到香港，不但要學習粵語，更要克服完全陌生的英文，亦是靠學習文法打通竅門。筆者認識一些新晉的年輕律師，連基本英語語法都錯漏百出，着實貽笑大方；現時的中學文憑試考卷中，也無考核英語語法的試卷，甚為不足。
長遠須解決住屋問題
筆者建議，中小學都將英文文法作為必修及必考科目之一，及格方可升讀大學，其他如推動班際、校際、城際甚至國際英文辯論比賽等，都可提升港生英語能力。在社會層面，政府應與電子媒體合作，在全港長期推動各階層、界別多用中英雙語。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是「好客之都」，即使是的士司機、小販等，也可以透過如筆者年輕時聽電台的「聽歌學英文」等方法學習。以軟性輕鬆手法，在社會各方面推廣學英語、用英語、講英語，方可提升港人對外溝通能力及人口國際性「質」素。
長遠而言，應對人口問題離不開解決住屋問題。參考大灣區城市，針對年輕人、外來人才等特定族群，短中期內可以考慮擴大人才公寓、青年宿舍服務範圍，為他們提供穩定的住屋保障。筆者目前亦以大義工身份，幫助一非政府組織興建一所600房間的青年宿舍。近年亦流行「共享居住」（co-living）的生活概念，為年輕、專業族群配對需求及條件相約的年輕人共居，紓緩居住壓力外，也能連結一眾年輕男女，促進婚戀。坊間已有各種創新居住的模式，政府可在此等基礎的模式上，助推一把，不論是投資、補貼、法律保障、宣傳方面，皆有可作為之處。
人口以外，政府亦可鼓勵業界創新更適合現代社會的勞動業態，從法律層面上優化對僱員工作時數的規限，協助企業嘗試更靈活的工作模式。從企業角度看，工作時數也不應再是工作成果的衡量指標，重視效率和成品，方可配合新世代年輕人的生活模式。降低生活壓力，建立更多元的生活模式，也能提振本地年輕人的希望，提高外來人才在香港工作的舒適度。網絡時代下，人人面對面交流的經驗相對缺失，18區關愛隊也可以考慮充當政府的「媒人」，增強社區連結，舉辦各種青年活動撮合年輕男女。
人口問題的構成因素複雜，與其他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和經濟發展互為因果，乍看之下無從入手，不禁讓人感到前路渺茫。惟治理不能一蹴而就，可喜的是政府目前已經在人才、產業等方面從「積極不干預」轉向了主動有為，日前立法會也開展有關「人口政策」的討論。人口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對資源配置和規劃的「大考」，既要多管齊下，也要「量」與「質」並行。解決這個頑疾沒有單一路徑，需在經濟、社會民生、文化風氣等方向上多方努力，聚沙成塔，比起手段與方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治魄力和決心。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23年6月14日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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