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足球的朝聖神話
世界盃足球的朝聖神話

本文作者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生張立健,與香港恒生大學客座教授、陳氏社會研究學院院長陳國賁


世界盃足球決賽週期間,為何有一百萬五十萬人登記來卡塔爾觀光?此文將集中討論每屆世界盃為何能吸引百萬計的遊客到場,以及其背後的觀光凝視。


「那麼我們要再等多一個小時⋯⋯」摩洛哥新朋友說道,原來海灘要到早上十點才開放,然後我們一行三人在閘外的咖啡廳旁邊蔭涼處找張櫈坐下,近在咫尺卻感受不到波斯灣的海風。甫坐下便見到兩名白人急不及待,早已繞過外邊的鐵絲網下了水,在泳灘網外游泳。


往遠處看,一是海邊處處的燈柱上面竟然都是監控鏡頭,一個像尖沙咀天星碼頭般大的地方置放了十幾個鏡頭,幸好沒有在沙灘上放置,摩洛哥朋友順道提到卡塔爾政府希望將來沒有警察巡邏 (no police in the future),將全由鏡頭監控取代。而對岸是多哈的西灣,相隔感覺像維港一樣近,看到港灣中有不少富豪的郵輪靠岸,當中最著目的是供給球迷約四千客房的兩艘白色巨型郵輪酒店。


我們走到在海的另外一邊拍照,近看便發現是路邊新淨的垃圾桶,按四種分類分為四個口:食物、紙張、膠樽和鋁罐,但桶內僅有一個垃圾袋接收四類垃圾。走到旁邊的幾枝色彩鮮艷的石柱裝置下,摩洛哥友人又表示第一次來多哈,但並不十分喜歡此地「十分人工 (too artificial)」,似乎除了足球之外,沒有其他吸引他們來到這裡的原因。很快便到十點,便往閘口排隊入沙灘,菲律賓女職員帶著口罩吩咐要拿出球迷證 (hayya card) 登記,後面的還有來自加拿大、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球迷排隊進場。


世界盃朝聖


本文第一作者為了去運動場看一場分組比賽,往距多哈市四十多公里的於爾 (Al Khor) 的巴伊特體育場,晚上到達感覺一片荒蕪,球場以外幾無燈火。此行光交通就花了 3 個小時來回,先乘坐地鐵,出閘徒步十多分鐘,換乘大巴後再徒步多十分鐘才來到安檢閘口,而觀賞比賽時間僅有一個半小時多一點補時而已。然而觀眾在路途上沒有洩氣,地鐵車廂中球迷表現興奮,時而自拍,時而高呼愛隊的名字,有不少球迷將國旗畫在臉頰上,或以國旗披在背上包裹身體。


坐上大巴後的半小時車程,身旁幾位男士一直以阿拉伯語談談笑笑。直到下車之前,其中一位轉向本文第一作者,以英語問道,到底今場支持哪一隊?又在散場後,與來自阿曼的兩父子聊了幾句,父親抱怨保安人員對待觀眾有欠禮貌,像對待囚犯一樣。因此除了場內場外勤勤懇懇的職員義工之外,場內的有來自世界各地因足球而相遇的人,主要是成年男性,當中不乏來自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GCC) 成員會的觀眾。


體育社會學家高畢特 (David Goldblatt) 於《足球帝國》(The Games of Our Lives) 一書中,討論足球的儀式感、景觀和產業,他認為足球於英國社會具有宗教意味。因此每周六下午三點,英國男人像參加禮拜般的儀式進場觀賽,集體對其意義、儀式、圖騰和宏大的球場都像極宗教行為。因此,來自全世界的球迷雲集於世界盃足球決賽週,可堪比為現代體育朝聖之旅。


體育觀光在場之必要


社會學家厄里 (John Urry) 於《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 一書中,提出觀光文化於十九世紀中葉形成,創造出一套消費、空間、符號、想像。他為觀光客凝視 (tourist gaze) 分為七大類:教育、健康導向、團體活動、尋歡作樂、歷史與記憶、國家論述和綠色環保,也許像觀賞世界盃或奧運會的旅遊,是書中沒有提及的第八類:體育觀光。


其次,厄里認為觀光必需要偏離日常生活與事務常軌,感官刺激與平常的日子不同,找到當中的反差。恰好遠渡他國,觀賞世界盃足球決賽週的現場比賽,合乎這一種凝視想像,尤其處身於不同國家與文化的球迷之中,大家的眼球都聚焦於足球,而不是日常的柴米油鹽、嘮嘮叨叨、營營役役。連平日令人厭倦的等候、通勤,也增添了趣味,讓球迷不怕陌生,敢以非母語跟鄰座搭訕,或與對方擊掌以示同聲同氣,甚至勇敢與剛剛認識的人共乘車輛、分享食物或飲品。這是在幾年來的疫情期間,類似的交流行為是不可思異的。


再者,厄里又認為觀光凝視雖來自西方社會,但不止於西方,而是散佈於全球。而這種觀光凝視不是由個人而來的,而是經常被旅遊業者、廣告影片照片提起,被系統性地建構出來的。像體育雜誌、電視節目、YouTube 和Instagram 一直播送與足球相關的資訊,鼓勵球迷不亦樂乎的自遠方來。


此外,觀光客不一定尋找非常實在的內容,而是在觀光遊戲和文本中扮演角色和尋找多樣性。為了滿足如此的觀光疑視,比賽場外也擺設了今屆世界盃吉祥物的展館,以及其模型以供拍照。這也是個資本主義的消費空間,除了販售汽水、無酒精啤酒、小食和國際足協認可的官方紀念品之外,場內更展示官方合作伙伴的產品,諸如韓國的現代汽車、中國的蒙牛雪糕和卡塔爾電訊商 Ooredoo。


自第一屆世界盃在 1930 年舉辦,規模愈來愈大,影響愈來愈廣。由於世界盃是國族國家與工業社會所造就的,既是全球化的結果,也是科技科學進展帶來的成果。國際盛會就集合了種種現代化的表徵,從設計到執行,既是唯心亦是唯物的互為因果,也是在殖民主義和資本累積交熾下完成的。從而創造出一套以足球競技為文本的消費、空間、符號、想像,也令足球迷自願花下重金,親臨朝聖。


同時這也令卡塔爾自 2010 年以來,舉國大興土木,修七百多公里公路、架設三條地鐵線、興建七座全新的國際標準足球場。動用每天一千六百次客機升降、共合三千輛大巴、至少六千個貨櫃屋、來自 160 個國家的兩萬無償義工、兩百萬移工,以及卡塔爾為今屆世界盃籌備的 2,200 億美元預算,造就球迷朝聖的奇觀 (spectacle),這一切都是非凡奪目的。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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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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