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李宇陽
「公共財政」意指政府通過收入和支出實現經濟政策目標或提供公共服務與產品，從而對市場作出適當的調節及補充，以解決對資源、財富及社會福利等分配關係的問題，確保社會穩定發展。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即將於2月24日發表，有關當局是否繼續採取派錢扶助措施再度成為全城熱話，是「全民派錢」還是「針對性派錢」，各大政黨亦紛紛對此表態獻策。面對本港失業率居高不下，各行各業深受疫情打擊，毫無疑問，派錢是短期內幫扶基層家庭減輕生活負擔最直接有效的辦法，但是絕非長遠之策。
歸根究底，若要落實「為民紓困」仍需建立全面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在財富分配及再分配的過程中真正做到「分配正義」。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更是避免疫情常態化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極分化不斷加深的重要理財哲學。儘管港府在實施幾輪救市方案後財政儲備已由1.1萬億降至8000億左右，令人擔憂會破壞財政穩健甚至出現結構性財赤，當局亦多次預告新一年度財政預算和公共開支將會審慎而為。但是，放眼世界，港府目前的財政儲備仍然在眾多經濟體中名列前茅，且不論港府存在龐大的舉債空間和投資空間，當其他國家仍不遺餘力地進行疫情救市時，當局在有充實能力的條件下其實還可以做的更多。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本港貧窮人口已達149.1萬人，將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活在貧窮線下，創下十年紀錄新高。而國際樂施會最近亦發表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貧窮人士的「經濟抗疫能力」遠遠低於富人，甚至需要長達十餘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到疫前的經濟水平。當香港社會本身已存在眾多長期且複雜的結構性問題時，此次疫情不僅重創香港經濟，更會加速基層家庭陷入跨代際的「貧窮循環」。當局再推行800億元的「保就業計劃」後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即將破7%，民間呼籲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的聲音亦不斷高漲，但現時尚未見到當局設立此援助金的意願。
必須說明失業援助金絕不能等同於綜援，無論是從申請條件及程序，還是審批門檻亦或是補助金額均有明顯區別。儘管當局早前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但因資格審核、社會標籤效應等各種原因，因失業而申領綜援的人數並沒有大幅上升，甚至不少失業人士寧願先用積蓄度日搵工，也不願意申領綜援。
審慎而為、量入為出一直以來是港府堅守的理財哲學，但在特殊時期，只要在符合《基本法》中「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的非絕對字眼要求下使用財政儲備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面對當局表示因香港實施低稅率，難以滿足全社會要求，只會透過改善現有制度幫助不同處境人士時，有聲音建議港府改革稅制、拓寬稅基、開徵新稅。但在簡單低稅制的背景下任何一種新稅的設立都需要仔細考慮其效果與影響。
反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的雙重夾擊深刻揭示了本港產業結構單一、社會階層固化、分配格局失衡所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無論是「全民派錢」，還是設立失業援助金，亦或是開徵新稅等措施，均是短期內避免貧富差距持續深化的措施。但是長期來看，只有不斷地推動社會變革，協調政治、經濟利益分配格局，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例如建立惠及全民的醫保制度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才是走出此困局的治本之策。
但是，當港府庫房充實，財政儲備仍然相當可觀情況下，合理利用公共財政先解決當前關乎社會基層民生問題的燃眉之急，待疫情得到控制，全球經濟趨於緩和後再重新進行財政整頓與改革，從而避免「馬太效應」伴隨疫情發展持續擴大的情況出現，又何樂而不為呢。總之，合理運用財政儲備幫助市民共度時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重要表現。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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