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與蘿蔔 — 修例風波何以解決?
棍棒與蘿蔔 — 修例風波何以解決?

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暴力行動延續至今,已對香港經濟、民生,以至社會互信等各方面,造成重大創傷。儘管近日暴力規模稍退,然而與止暴制亂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在市民安全、社會安寧受威脅下,目前香港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刻更需要強調法治、依法辦事,展示政府恢復秩序的決心。長遠而言,社會應對過往數月發生的暴力行為作出深入、準確的研判,釐清整場風波中的因渲染流言而出現的「迷思」(mythology),與社會實際發生的「現實」(reality),為日後處理事件突顯出深層次矛盾鋪設基礎,以政策紓解社會民困和壓力。事有緩急輕重,未來港府要做到良好管治,眼下便更要審慎考慮棍棒與蘿蔔的次序。面對當前困境,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在回憶錄 For The Record 中對平息當年2011英國暴動的憶述,很值得香港社會借鑒。

 

英國前首相:警力增加166% 暴力即平息

 

在書中,卡梅倫對2011暴動描述為「最可怖的情況」(the most dreadful scenes)。「蒙面團夥在打破商店窗戶...小孩踢擊警務人員...我對如此多人作出如此暴力罪行感到噁心」「除此以外,我感到憤怒,憤怒於犯罪者...我亦對從暴動中試圖撈取政治籌碼的人感氣憤」。卡梅倫憶述,在暴動情況出現後,政府隨即召開內閣會議(Cabinet Office Briefing Room)商討對策,並決定支持英國警方執法,下令出動未曾於英國本土使用過的水炮車,並強調要增加街上警察數量 --- 從六千名增加至一萬六千名。卡梅倫指:「真相是:內閣會議的決定,為警方提供了支持,讓執法者可進行當時必要、所需的行動」「當街上警察數量不再是六千,而是一萬六千時,霎時間首都倫敦的暴動嘎然而止」。風行雷厲的手法,讓卡梅倫政府得以四日之內平息整場暴動。

 

談到當年暴動期間的輿論分析時,卡梅倫亦駁斥了不同暴動成因的說法:「⋯⋯有人說2011暴動與黑人青年Mark Duggan被殺案及警民關係惡劣有關,但我看不到破壞商店與該不幸事件有什麼聯繫⋯⋯另外有人認為暴動與對政客不滿及削減開支有關,但暴動者攻擊的是私人財產而非國會,況且開支削減根本仍未實施」。在章節尾段,卡梅倫概括了經該一役他的數個得著:「我上到了一些對英國首相來說非常實用的政治課⋯⋯面對危機,一個全方位的回應 — 主持內閣會議、與議員會面、作出危機探訪視察、對外進行演說 — 是有效的。這能在該議題上樹立你的權威。我亦明白到(面對危機時)一個剛強的回應通常是正確的(Hard-line response is often right),即使有地方的暴動帶政治原因,或與有組織罪案有關,或是牽連種族議題,暴動本身是綜合的、單純的犯罪」。

 

「迷思」與「現實」

 

上述最後一段話,亦正是香港面對的「迷思」與「現實」問題:過去部分英國輿論為暴動安上政治原因,如今同樣有香港政客意圖把數月以來的暴力行為歸咎於一條本已「死亡」,亦已撤回,更從未落實過的法案上。此外,反對陣營群眾對執法部門及行政機關拋出不同指控、陰謀論,偏激地對外對內輸出種種不符公道、未有持平的論述,並將暴動演繹為「光復革命」、「逆權運動」等美化、淡化的判斷,令相關「迷思」愈滾愈大,愈發與「現實」不符:暴動本身是綜合的、單純的犯罪。英國如是,香港亦如是。

 

「先立後破」。解決滾起了的「迷思」,處理社會深層次矛盾,施政緩和民眾生活壓力,是要以年計的偌大工程。確立政治回復社會秩序的決心,強化執法者維持治安的能力,平息已呈頹勢的暴力行動,則是當前的重中之重,亦為港府能力所及。棍棒與蘿蔔的運用,必須因時制宜,否則只會適得其反,發放出錯誤訊號。站在歷史十字路口上,管治者需要過濾雜音,以理性、正道為基礎,作出適當的研判,採取必要的立場,解決好是次香港危機。

 

原圖: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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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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