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主流報章今天在頭版報道，指律政司以「未經批准集結」罪名，起訴多名發起或參加反修例暴動相關大型集會的人士，聲稱據該報統計，在已審結的案件中，最少31人即時入獄，佔被定罪人數約84%，平均總刑期為12個月。該報又以2011年之前同類控罪作比較，指當年法庭均以非即時監禁方式，例如自簽守行為或罰款處理。曾為律政司擔任主控的資深大律師布思義回應該報查詢時稱，示威暴力程度增加，法院有權提高刑罰，認為判刑與人權保障無關；不過，該報亦引用一名所謂「學者」的批評，指參與和平集會也被判監，反映相關控罪被「武器化」，被用作打壓集會自由。

報道內容譁眾取寵

該主流報章為何有此報道，筆者當然不敢妄自揣測其動機，惟毋庸諱言，有關報道內容明顯是譁眾取寵，對法例稍有認識的人都會認為，報道內容不倫不類、令人扼腕。涉事報道論及的，是《公安條例》中的「未經批准集結」罪，大家只要看看相關法例內容及罰則，即時就會知道上述報道內容有多可笑。

根據法例，「未經批准集結」罪(i)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ii)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年。所謂經公訴程序，非常簡化地去解釋，即案件在高等法院或者區域法院審理；而所謂經簡易程序，即係案件在裁判法院審理。事實是，無論經公訴程序，還是經簡易程序，「未經批准集結」罪都是可以判監的罪行，筆者十分不明白，何解會有人，包括傳媒或者被告，會去質疑罪成的犯人為何要判監呢？違反相關法例，本來就有可能被判監，法庭如今將犯人判監，試問有什麼問題？

「未經批准集結」不設量刑標準

第二點，資深大律師布思義在報道中亦解釋得很清楚，「未經批准集結罪」不設量刑標準，法官可審視環境調節量刑，這並非偏離案例；至於有指涉及和平有序集會，被告亦有可能最高判囚，布思義則明確指出，判決只對非法集會的組織者產生寒蟬效應，強調「人權要在法律範圍內行使，不能因為人權而違抗法例」。布思義的說法，其實已經完美地反駁有關報道，當然，可能有人仍然不服氣，筆者作為負責任的評論員，自然亦要找多一些補充資料，以饗讀者。

原來，早於2005年，香港終審法院已經裁定，《公安條例》中要求遊行前通知警務處長的要求合憲，法例賦予警務處長酌情權，限制和平集會的權利，這亦是國際公認的適當做法。終院當時唯一指出有問題的，是指《公安條例》中有關，「公共秩序」的定義過於廣泛及含糊，有必要收窄。若把「公共秩序」的含意收窄，解讀為「公眾秩序」（Public Order），即維持公眾秩序與防止擾亂公眾秩序，有關定義便相當確切，警務處處長在行使酌情權時，只要根據有關原則行事，便符合憲法目的。

終審法院早裁定《公安條例》合憲

終審法院早於2005年已經有裁決，反修例暴動相關在2019年發生，兩者相距足足14年，一眾違反「未經批准集結」罪的政客、遊行集會搞手，難道還不知道《公安條例》的規定合憲，在香港遊行集會權利受到法例一定規限嗎？而更重要一點，2019年反修例暴動的暴力程度，在香港前所未見，法庭判刑當然要考慮實際情況，以及對社會會否造成惡劣影響，即使涉案的遊行集會屬「和平」也好，但若果最終衍生到其他暴力事件，甚至是案發前後一段時間，社會上都有大量違法暴力行為的話，即好像反修例暴動的那一段日子，法庭就自然就要重判，這基本上是普通常識，筆者實在不明白還有什麼要質疑的。

以本人說法，相關報道就是係將相對複雜難明的法律概念過度簡化，繼而將根本不應該直接比較、屬於其他案件的判刑作類比，敢問一句，這是否屬於誤導呢？

近日先後發生多宗無理攻擊香港司法的事件，包括英國最高法院兩名法官，就辭任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一事，主動要求英國政客介入，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亦有一些香港逃犯，包括羅冠聰及許智峯等，先後多次無理攻擊香港法院，意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再加上今次疑似具誤導性的「報道」，有理由相信全部都是衝著香港法院而來，作為中國香港人，筆者認為大家都有責任站出來，公開駁斥這些歪理，保護我們香港法庭的聲譽，同時亦保護香港和「一國兩制」的聲譽。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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