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中全會確立的新時代看全球制度競爭
從六中全會確立的新時代看全球制度競爭

在上周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之後,不少香港和西方媒體只聚焦談論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個人地位的「鞏固」。實際上,這份文件最重要的意義是對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作出四個階段的劃分。


除去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三十年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二個三十年是改革開放時期,從2012年開始的第三個三十年是民族偉大復興新時代。簡而言之,就是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個階段。


當前國際格局面臨經濟和政治兩個維度的挑戰,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處於新時代的中國所選擇的道路,不僅對中國本身,而且對世界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自全球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加速發展,全球的經濟社會結構顯現三個特徵。第一,資本的社會影響力愈來愈大。得益於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可以較容易地進行跨境流動,並處於有利的位置;相反,勞動(labour)的地域流動性較弱,相對於資本而言往往「處下風」。這導致很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而勞動的話語權亦逐漸被削弱。


M形社會致民粹抬頭


第二,金融資本主義盛行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在金融市場上的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使得金融市場產生不同於實體經濟的遊戲規則,通過高槓桿率的金融工具實現財富的自我增值,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逐漸脫節,甚至出現實體經濟空心化的結果。這在美、英模式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尤其典型,香港也不例外。


第三,以量化寬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加劇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自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發達國家主要通過量化寬鬆的方式應對,導致全球資產價格膨脹。其結果是工資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追不上資產收入增長的速度,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加劇社會矛盾。一些發達國家從橄欖形社會變成M形社會,即中產階級萎縮,亦導致民粹主義抬頭。2016年英國脫歐、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就是社會分化的典型民粹反應。


世界政治格局亦正在經歷深刻的變化。過去二百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主要通過列強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維持穩定,即兩個或數個大國彼此牽制並達致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局勢。


國際體系變中美鬥法


自1815年拿破崙戰敗後,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帝國(後為奧匈帝國)、俄羅斯、法國為歐洲的五大強國,其所建立的「維也納體系」一直維持到一戰。一戰後,國際體系進行重組,形成美、英、法、德、蘇聯和日本六國的列強體系。二戰導致歐洲受到重創,1945年所確立的「雅爾塔體系」則形成了美、蘇兩強爭霸的局面,世界雖然割裂成兩大陣營,但大致上仍然保持穩定。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進入由美國一個超級大國所領導和主導的局面。


當今世界局勢的主軸主要體現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但與美蘇相對穩定的平衡關係不同,中國和美國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關係,當中有眾多動態和不平衡因素,兩國關係比當年美蘇關係更複雜,處理起來亦有更大的挑戰性。預計2021年末,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78%左右,而按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測,5至10年內,中國勢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要知道,二戰後日本和蘇聯在經濟實力最強的時候也只達到美國的70%;面對中國崛起,以中美關係為大背景的國際關係是否仍然能夠保持和平穩定?


經濟實力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但在這背後,更重要的是一個關乎全球的制度競爭。自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致地認為「以美國及其盟友為藍本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甚至有學者拋出所謂的「歷史總結論」,認為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人類制度的「最終形式」、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所有國家都必須按照同一個方向前進。


同時,西方國家也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結果卻為很多國家帶來了混亂而不是繁榮。1978年中國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也被西方社會(包括很多香港人在內)錯誤理解為「中國正在以漸進改革的方式向西方模式靠攏」,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還是會以西方的一套為「終極目標」。


獨立自主走出成功路


事實上,中國一直堅持獨立自主,通過自我革新,走出一條成功的、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尤其是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在經濟社會發展和處理國際關係上都開創了不同於西方既有模式的新道路。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國家一方面強調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另一方面亦強調國家發展需要「共同富裕」。今年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第一次在5年發展規劃裏提出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重要要求。今年4月,國務院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正式宣布國家已消滅絕對貧困。加上近期國家抑制資本無序擴張的多種舉措,證明國家採取很多有效手段避免社會陷入西方M形社會的困境。


在國際關係上,中國自2013年起積極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通過「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和倡議,與各國開展交流合作。中國強調平等與共贏,反對「霸權主義」,亦不會將自身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身上,不追求建立美國模式的「軍事同盟」。美國的「軍事同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夥伴關係上。即使日本和南韓這樣的盟友,雖然已成為發達國家,但在外交、安全等重要政策上仍然需要奉美國為「太上皇」。


認清世界格局尋機遇


習近平主席在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均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因此我們在討論習近平歷史地位的時候,必須從當今世界的大環境、大格局去看,我們就能理解到習近平作為中國走進新時代的「掌舵人」的地位是「幹出來」的,而不是憑空講出來的。


西方和中國的制度競爭正處於一個進行中的過程。如果靜態看,西方在很多方面仍處於優勢。但如果從動態角度看,此消彼長的趨勢已經很清晰了。可惜不少香港人對今時今日的新時代、新格局還沒有清醒的認知,這歸因於大部分港人傳統上深受西方思維的影響,認同西方的「先進性」,對內地的「落後性」具有刻板印象,阻礙他們準確理解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變化。


香港人若然對內地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淺薄、一知半解的階段,直接後果就是看不清世界格局的大變化,最終導致香港錯失大量發揮自己的機會的被動結果。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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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21年11月17日 


原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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