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委員、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從事研究工作多年,主力研究政治、經濟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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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為什麼缺乏向上流動性?
香港青年為什麼缺乏向上流動性?

近幾年,社會各界均有聲音指出,青年問題是香港社會的重大問題之一;當中因素複雜繁多,但最核心的是當今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性的問題。而缺乏上流機會,背後則是出於香港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光靠一些「塗脂抹粉」的方法,諸如多建社區青年中心或招募一批青年人進入特區政府的諮詢委員會,難以解決香港年輕一代面臨的向上流動性問題及其背後的結構性矛盾。


在2019至2020年這個特殊時間節點之前,如果從宏觀數字看香港的經濟表現,其實是相當不錯的。2013至2018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每年均錄得2%至4%的升幅,穩步上揚;同期失業率也一直維持在3%左右,差不多「全民就業」,是十分理想的水平。


然而,社會依然普遍覺得本港年輕一代向上流動性低。這歸因於香港已發展成為一個完全由服務業所主導的經濟。2019年,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93.4%,剩餘的是第二產業,當中又以建造業為主。而香港的服務業又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金融及專業服務業等高增值服務業,第二種則是消費性服務業,主要為零售、旅遊、餐飲等行業。


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業具有強勁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其高增值的行業屬性亦伴隨着有限的就業崗位。以金融服務業為例,2019年,其就業人口佔據本地7.1%的常住人口,卻貢獻了21.2%的本地生產總值。優質職位集中在此,但能夠分享其經濟價值的人相對比較少。


相反,本地消費性服務業雖然吸納大量就業人口,但由於行業屬性使然,管理職位少、基層崗位多、上流機會低。以旅遊業為例,其就業人數佔本地常住人口的6%,亦只貢獻了3.6%的本地生產總值。若對比金融服務業和旅遊業,兩者在就業人口佔比相若,但其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卻相差接近六倍。


香港經濟騰飛之時,轉口貿易貢獻本地經濟增長最大。然而,九十年代起大量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已造就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2003年開放「自由行」,亦讓香港得以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境外消費中心。自此,金融及專業服務業及由消費帶動的服務性行業逐漸成為驅動香港經濟發展的兩大重要支柱。


職位與勞動力供應錯配


回歸後,香港也趕上了專上教育快速擴張的時期。特區政府通過推動高等教育產業化,在較短時間內達成了普及本地高等教育的政策目標。然而,香港產業結構與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時演變的過程中,卻造成了市場職業需求和本地勞動力供應的結構性錯配問題。


2000年,特區政府於《施政報告》提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標。然而,教育資助委員會將大學學費的目標成本回收率定在18%。也就是說,教資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有超過80%由政府承擔。若按今日大學一年學費為42100元計算,政府資助一個本地大學生完成四年大學課程需要花近77萬元。


面對如此龐大的資助金額,政府無法按原有機制大規模擴展高等教育,只能通過產業化的模式,學生自己需要承擔更高的教育成本。多年來,自資學士和副學士學額暴升,2020/21學年,本地共提供近19000個自資學士學位(包括銜接學位)及超過28000個副學士學位(當中34.9% 為公帑資助,但其資助比例遠低於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這直接將香港青年人的專上教育參與率推高至接近80%。


然而,教資會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只由1997年的14500個微升至目前的15000個,其目前資助的高年級學士學額亦只有5000個名額(往後亦劃定於這個數目)。這意味着,高等教育所謂「普及化」,擴張的這一部分學位名額(不論是學士抑或是副學士學位)很大部分學費由學生自己承擔。


這些自資學位的學費每年一般為8萬至15萬元左右,若學生的家境一般,他們則需要向政府申請貸款,最後「畢業即負債」。自資專上學位畢業生負債10萬至40萬元的情況屢見不鮮,對目前剛入職的畢業生來說,財政壓力實在不小。


再者,由於政府鼓勵高等院校自資課程「自負盈虧」,自資學士和副學士課程更傾向於開設文科、商科類等教學成本較低的學科。這些學科更偏向於理論和文本學習,一來學生能學到的應用性技能不多,二來亦不與特定職業崗位直接對口。因此,自資課程的畢業生在找工作的時候,難以具備較強的競爭力。


高薪基層空缺令人無奈


因此,雖然香港過去20年大力推廣高等教育普及化,但新增的專上學位名額大部分為自資學位。這些青年人不但可能面臨上述的「負債」和競爭力問題;在香港現行的產業結構下,優質職位(主要集中在高增值服務業)供應少,加上本地僱主普遍都傾向聘用公帑資助的專上院校的畢業生,導致大量自資學位大專畢業生難以找到他們心儀的、較為優質的工作崗位。


同時,本地消費性服務業有大量基層崗位的職位需求,但由於高等教育「普及化」,本地青年人對於工作機會的期望較高,導致這些崗位有長期空缺。根據業界說法,在過去幾年,「紮鐵」工人的時薪在最高峰時,折算成月薪竟達到15萬元一個月。2017年,機場職位空缺有近4500個,超過70%都是較為辛苦的技術或體力勞動工作。


這些例子都能準確反映香港勞動力供應的錯配問題。香港由於經濟結構與高等教育的政策不匹配,造成「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問題,令人相當無奈。


三四十年前,香港很多人從事貿易和進出口行業,養活一家幾口,甚至因此「發跡」。當時的年輕人若要「入行」,教育和資本門檻都相對較低,很多人也許「肯捱、肯搏」也能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


然而,香港的經濟結構經過多年的轉變,已愈來愈依賴金融和地產業驅動整體經濟發展。這些行業確實提供優質職位,但「入行」門檻相當高,時下的年輕人要麼需要先有資本,要麼需要考上「神科」,才有機會過上比較安穩的生活。


如果香港青年需要夠「疊水」或者靠入讀某些專業學科才能躋身上流機會,那麼怎麼可能人人都有上流的機會呢?社會怎可能不是怨聲載道呢?長遠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從改善香港產業結構入手。下篇再談。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6月2日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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