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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失敗的社交媒體或許值得被感恩
那些失敗的社交媒體或許值得被感恩

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張天灝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是Facebook在2012年進行IPO時寫在招股書上的「Mission」,也是其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體平台對於整個社會的承諾。但在我們回顧近幾年社會發展時,會發現這個世界真的有因互聯網和以Facebook為代表的社交媒體而變得更加美好嗎?對此,筆者持保留意見,也不希望正在閱讀的你陷入簡單的二元思維框架。畢竟,寫下這些文字的初衷也不是為了對社交媒體和背後的演算法口誅筆伐。


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媒介技術在極大便利我們日常生活和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在重新建構我們的文化傳播、商業經濟。通過改變社會結構、生產關係等方式社交媒體極大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並在資本主義和先進演算法等技術的推波助瀾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釋放,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湧入社會並不斷地堆積、聚集。一方面,社交媒體一方持續性地推動社會前行,让每一個個體都擁有更多地權力、渠道和方式去親密接觸我們這個世界,與地球另一端的朋友建立聯繫;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也让越来越多人在社交網路所創造的賽博空間找到了歸屬,滿足了不同社會群體在心理方面的慰藉和在情感方面的寄託,共同譜寫屬於我們的集體記憶。正如《Social Media, Collective Mourning and Extended Affective Space: A Computional Communication Analysis of Li Wenliang's Weibo Comments》所寫,「社交媒體重塑公眾哀悼與情感表達的形態,重構哀悼者與逝者、以及哀悼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李文亮醫生微博評論區所延展出的情感空間中,充斥着的柔軟文字和细腻情感正是社交媒體在獨特公眾情感、集體記憶書寫方面的深刻實踐。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隨著資本主義不斷蓬勃發展,經濟激勵正在操縱和運營著這個以「金錢」為導向的社會,致使人們在交往和互動的過程中更加精於計算,工具理性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一切社會性行為都在被滋養,而原本那些美好而柔軟的親情、友情、愛情正在被侵蝕和淡忘。


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隨著社交媒體與資訊技術的滲透,我們的情感正在變得越來越脆弱,意見和觀點越來越偏激且容易受他人影響。在面對推薦算法所精心編輯和推送時,我們如螻蟻一般弱小,無法抗拒資訊的洪流。那些我們所「喜愛」的音樂、圖像和文字通過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致使我們成癮,社交媒體通過與勸服傳播、議程設置等技巧的相互配合,令我們一方面享受著「得來速」的資訊消費快感,在演算法為打造的「楚門世界」中徹夜狂歡,從「點贊」中獲得自我認同和情感滿足;另一方面將我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行為無償的出賣給社交媒體和廣告商,通過不間斷地流覽和點擊行為,優化著平台背後的廣告演算法,不斷豐滿著資本主義錢包。據2020年Facebook財報顯示,其廣告收入達到5,450億人民幣占其總收入的98%。


然而,社交媒體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到2016年的「披薩門」事件再到2019年的「反修例」和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假新聞氾濫的社交媒体正在逐漸淪為民粹主義、恐怖主義手中操縱輿論、顛覆社會共識、摧毁民主橋樑的武器。同時,「仇恨言論」還在加劇社交媒體的資訊空間巴爾幹化,對我們這個世界造成不可避免的破壞性後果,將多年形塑而成的社會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安全一步步推向萬劫不復深淵。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一切的一切都與社交媒體背後那些受商業利益驅動的演算法脫不了關係,在喻國明教授看來,「通過演算法過濾和正回饋激勵的資訊使得用戶興趣不斷固化」。胡泳教授同樣指出,「個性化推薦會減少用戶自我意識,使其認為與自己的信念相抵觸的事實都不存在。」拋開假新聞、仇恨言論的危害暫且不談,在我們的日常社交媒體生活中,一方面接觸的資訊面會越來越窄,逐漸形成一個自我封閉的空間;另一方面當我們的觀點與外界意見形成對沖時,會感到茫然或走向認知上的極端和表達上的極化。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社交媒體使用報告顯示,美國青春期前期(Preteen)少女(10歲-13歲)在2009年至2018年自殺率上升了151%,而在2009年至2015年因割腕自殘而住院的數量更是上升了189%。除了上述的身體肌理方面的傷害外,長時間使用社交媒體會還會增加我們的社交壓力、外貌焦慮和抑鬱等負面情緒,導致我們的海馬體不斷縮小,而產生焦慮、恐懼和壓力的杏仁核體積會顯著增加,進而對我們的大腦造成永久的「創傷」。


如題,我們不禁感慨那些失敗的社交媒體或許值得被感恩,感恩他們没有给我們這個世界打造多一個「數字監獄」,令我們被另一種「系統」的壓榨,陷入意識形態衝突的旋渦。這些以用戶數據為驅動的商業模式、市場策略和推薦算法作為逐利的洪水猛獸,削弱了民主與自由,摧毀了人們對於複雜議題的思辨能力。它們理應得到法律的制裁與嚴格的監管,需要政府及有關部門制定明確的規管制度,需要平台企業落實對不同群體差異化保護的責任,更需要寄居在社交網絡中的我們不斷提高自身媒介素養和網絡素養。


一棵樹或許作為木材更具有使用價值和經濟價值,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們肆無忌憚破壞原始森林而獲取木材的藉口。齊美爾在《貨幣哲學》中所寫到,「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栖居在橋上的。」經濟與技術的發展使得根植於傳統社會的美德消失殆盡,而與現代社會對應的契約精神卻未形成,我們對於現實的強烈關懷和責任也不復存在。時至今日,我們或許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社交媒體、資訊技術與人類文明的關係,或許我們的社會和生活需要的並不一定是演算法所提供的「Best Option」,亦或許充滿人文關懷的技術能夠擔當起「系鈴人」的角色來重新彌合這個處於撕裂中的社會。


最後,以Elon Musk在TED採訪中的一句話作為文章的結尾,「I’m just trying to look for the future and not be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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