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科技部門崛起引發世代之爭
傳媒科技部門崛起引發世代之爭

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作為美國頭號大報的《紐約時報》,縱然對外仍然高舉自由主義之旗幟,內部卻因為新聞激進主義衝擊,掀起了史無前例的一場「文化內戰」──最新發展是上周《紐時》有超過650名來自各科技部門的員工(包括:軟件工程師、網絡設計員、數據分析員及產品經理),正式另起爐灶成立一個新工會,要求管理層更積極回應他們的訴求。


所謂「新聞激進主義」,學界自本世紀初的定義多數圍繞記者充當社運人士(activist-journalists)的角色來報道新聞,也有政治立場左傾者稱之為進步新聞主義(progressive journalism),而近年美國因應「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亦開始出現「社運新聞學」(movement journalism)的說法。過去這種製作新聞的方式一直被視為另類手法,包括報道以第一身敍述而內容有強烈引導性,近期學者則日趨關注激進報道手法如何影響主流傳媒。


抨編採立場火力最猛一群


例如新聞激進主義除了在《紐時》的「軟件」(內容取材、記者立場、寫作風格)內顯現,這兩年亦慢慢滲透機構的各「硬件」之中,意思是新聞部以外的其他支援單位,開始影響傳媒的立場乃至編採工作,尤其過去十年於傳媒數碼化過程中,擔當關鍵角色的那些科技部門員工。


一眾科技員工由於沒有接受傳統新聞系教育之包袱,又因為經常接觸網絡言論,故此對《紐時》過分褒揚新自由主義,一直深感厭惡。此外,不少科技員工又不滿高層和資深編輯的科技採用程度(technology adoption)太低,導致思想保守兼「離地」,從而構成了世代之爭,並深化內部矛盾:有時科技部門負責製作的員工,甚至不完全按編輯指示行事;而支援部門對編採內容,亦會直接或透過社交網絡向公司提出抗議。


宏觀而言,促成傳媒科技部門崛起的原因有二:


首先,支援部門的意見過去難以傳到高層,但疫情下許多人在家工作,於是透過企業內部通訊程式(例如《紐時》的Slack),公司上下的聲音更多機會共冶一爐,令批評編採內容和立場火力最猛的一群,亦往往變成來自那些深諳科技(並經常在內部通訊群組發表意見)的新世代員工。


其次,是愈來愈多媒體的收入模式,由過去以廣告主導變為訂戶主導(subscription model)。這種轉變鼓勵個人發展為網絡紅人,於是不論在前線還是在支援部門的傳媒從業員,很多為求出位都經常在網絡發表嘩眾取寵的激進內容,寄望他朝有足夠贊助時便能自立門戶。由於傳媒員工不再純粹追求升職,加上廣告商對傳媒的影響力逐漸下降,故管理層對下屬的掌控性便隨之減低,間接令內部矛盾日增。


事實上,社交網絡對新聞業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製造輿論,而變成實質地干預傳媒企業的內部運作,單單看《紐時》過去一年,網絡輿論已成功左右編輯部最高領導之繼任人選、部門主管晉升安排,甚至是否需要改動頭條標題,及抱持什麼立場的人才有資格發表評論文章。當西方社會繼續強調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表達自由對人權與民主發展的重要性之時,人們不妨反思一下:究竟號稱西方第一大報並自言為捍衞編輯自主而無畏無懼的《紐時》,其編輯及人事任命決定權,到底是在自己、還是在社交網絡的手上?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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