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十四五」規劃開局、中美交鋒變陣，香港亦由亂及治，內外形勢迎來世紀變局。伴隨「東升西降」，特別是中國已「平視」世界，香港媒體毋須再戀殖仰從西方視角下的價值觀和話語權，而應在新局中找準座標定位，借助「一國兩制」和國際訊息中心賦予的機會和條件，構建新傳播平台，闡發中國價值，不再拘囿於西方「教師爺」式話語指揮。

中美「2+2」高層戰略對話的開場插曲，在輿論話語和傳媒效應的激化下，發揮強勁的槓桿張力，突顯中國的自主和自信，彰示大國博弈和「價值外交」的新轉向，成為時代轉折的註腳。須知，話語權既是權利也是權力，國際話語權更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並從本國利益出發，進行政策、立場與觀點的表述；而「說話」的主題、場設、輕重，以致外界反應，則外溢整合為實力和效力的體現。

至於香港，因應特殊的歷史和地緣因素，早被經營為國際訊息情報中心和傳媒話語平台，但從未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即使經已主權回歸，並且進入「後真相」的訊息戰年代，部分新聞業界無視矛盾日顯的東西觀念歧異，仍偏執於西方的一套，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時評清議，都帶有強烈偏見，更不惜呼應西方對華的政治圖謀；相反卻欠缺香港的立場、內地的角度。香港空有話語權和對內對外的廣闊話語市場，卻甘當西方輿論的追隨者、「拒中反共」的揚聲器！要妥切應對，唯有整治輿論話語。

第一，在新媒體時代，一人一手機就可搶奪輿論話語權，加上西方價值的壟斷性地位，輿論和「民意」都可被影響、引導、控制，甚至「製造」，而訊息處置的不對等，更往往令公眾話語權失衡，甚至出現一面倒的輿論傾斜、報道失實或觀點偏歪，連串的政爭動亂風潮，禍因正源於此。因此，當局不能繼續政治軟弱，必須改變過往的「小政府」放任思維和作風，依法加強傳媒管理和輿論導引，防堵「拒中反共」政治勢力借新聞和言論自由之名蠱惑人心。

第二，當局應與媒體平台智庫學術機構進行傳播合作，構建新傳播平台，提出核心理念，主導議程設置，傳遞中國聲音，回應外界關切，並且通過香港輸出話語，引領香港和國際輿論，突破全球話語被四大外媒（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法新社）壟斷的格局。

第三，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當局應積極支援業界在愛國愛港的主基調下，提高新聞報道的綜合評述深度，對時事評論的理論理據的剖析深度，並且增加第一手訊息和深度解讀，即時澄清外界的認識模糊，從正面務實的角度，增強自身話語的主動權和影響力。

第四，長時間「以西為體」的新聞教育，加上新媒體和「網紅」暴現，有需要培育愛國愛港的新聞人才，和支援網絡的「沉默受害者」，以便輿論話語在大局中找準座標定位，已成為當前急務。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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