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剛,前行政會議成員,現任智庫組織「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分別獲授學士及碩士學位,文章常見於本港各大傳媒,著有《悲劇,悲香港》及《風雨聲中》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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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對提高治理能力的建議
鄭永年對提高治理能力的建議

香港發展論壇在本年9月邀請了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先生來港,就中美關係發表了主題演講。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其成就建樹已經不必喋喋,展望未來,國家的發展,中美關係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而剛召開的十九大四中全會,廣泛論及當前要處理的問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提高國家管治和治理的能力。中美關係是外在因素,不是北京政府可以單方面決定,但提高國家的管治和治理的能力,則完全是國家的內部事務。

 

針對國家面對當前管治和治理的問題,香港發展論壇邀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鄭永年教授在本周一作主題演講,之後再和論壇召集人陳啟宗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教授王紹光作深度對談,向400多位與會者分享他們的觀點。

 

無論是王紹光教授還是鄭永年教授,他們都不是西方民主政體的迷信者,鄭永年甚至認為,當下全球許多地區都出現了治理危機,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動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其實就是來自民主政體內的一些缺陷和弊端,而另外兩個主要原因,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以及新科技企業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衝擊。

 

對於民主體制內的最主要的缺陷,鄭認為是完全高估了「一人一票」民主政治的治理能力。鄭教授借用了「計劃經濟」的概念,把「一人一票」的政體,形容為「計劃民主」。「計劃經濟」的目標和理想都是偉大崇高的,其追求個人的公平和平等的初心也是好的,但現實驗證結果卻是一敗塗地。原因是當年推行計劃經濟的統治者作了3個錯誤的假設,一是個人需求一樣;二是每個人都是勤奮;而第三是國家有足夠能力收集信息,充分調度人員的能力。

 

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體和「計劃經濟」相類似,有最基本的3點假設都是錯誤的:

 

假設每個人的智商都一樣,可以做出正常的判斷;

 

假設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可以做出客觀公正的分析;

 

.假設每個人都有預見未來的能力。

 

如果這3個假設都無法落實,那「一人一票」的民主政體和「計劃經濟」一樣,都未必是最理想的政治體制,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就很難避免當下遇到的問題。

 

在現實上,所有政治體制,都免不了受到現實的考驗,27年前,美國學者福山發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著作,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名重一時。但看過福山的著作的,大概都會同意,他的「歷史終結論」並沒有什麼嚴謹的論證。他的著作可以風行一時,就是乘着美國搞垮蘇聯,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一權獨大的大環境下,美國的民主選舉和市場經濟被福山奉為人類歷史的至善境界。這種結論,就算不是恭維吹捧,也只是時來風送。到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美國國力大幅萎縮,歷史的巨輪,又重新啟動,大家又再追尋理想的體制。

 

鄭永年提到第二個治理困難的肇因,是中產階級的萎縮。以美國為例,中產階級由1970年代的約70%,下降到當前的五成左右,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由富到窮」。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兩極化嚴重,中產每年以1%下降,結果就是讓民粹主義抬頭,管治上遇到極大麻煩。

 

而第三個肇因,是科技發展與產業全球化,導致西方經濟和社會結構產生變化,以美國為例,當前美國社會結構由「1970年代的福特資本主義」,變為「21世紀蘋果資本主義」。1970年代,福特汽車為代表的美國工業快速發展,中產階級迅速壯大,民眾追求每人「有房有車有工作」;但時至今日,產業和資本全球化,高額利潤只集中到幾個科技巨頭。

 

鄭永年由美國管治的問題轉回中國,他回顧了中國歷史發展下來的管治制度,要明白當下,就必須由秦漢時代看起,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治理體制是一脈相承的。而目前的政治制度基本穩固,但有一些範圍有待改進。

 

中國的治理體制,可以分為經濟和政治兩部分,在經濟部分,目前的困難是國有資本在部分區域太過強大,經濟活力難以釋放,另一個挑戰,是金融領域亟待改革。所謂的金融領域改革,不是說治理槓桿過高、互聯網金融詐騙之類的問題,而是說要解決民營資本融資難的問題。當前中國幾大國有銀行,資本充裕,但是服務對象大多都是國有企業,他們因為風險問題而不願意服務民營企業,要改善治理,就應切實建立起服務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金融體系。

 

至於政治層面,鄭認為最大問題是決策權太過集中於中央,有時會導致無法科學決策。鄭永年認為,過分強調「中央集權」與「頂層設計」,地方官員的空間被縮小。真正的決策者都是由「中央派下來」的,導致不了解當地情况,只為執行中央決策,無法制定出符合當地實際情况的政策。

 

監督過分 官員分3

 

而另一問題是監督權被過分濫用,導致官員不敢作為,鄭永年觀察,中國官場官員分為3類:表忠心的、不作為的與作為的。當前由於監察權太過濫用,官員將太多的時間都用作應付「上面下來檢查的人」,而不實際作為,產生了負面效益。導致的結果就是,表忠的人被「上面的人看見」而得以重用;不作為的人可以保持現在的職位;有所作為的人卻因為一些小的問題而可能面臨牢獄之災。鄭教授提出以上的觀點,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91219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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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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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thk
    jthk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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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權過渡濫用,要有證據。官員不敢作為?好的建議,為何不跟上司說?上司總不會好事有成效的都不作為吧?過少的監督,也會做成紀律鬆散,公務員瞞上騙下。監督是有必要的,過渡監督,應付勤於監督的人,不就應該習以為常,天天都做到最好?為何要"應付"上面下來執查的人?祇要監督的人是本著正確及公正的態度,不是以權謀私,監督就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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