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明,原名何永謙,現任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擁有加州(伯克來)大學城市規劃碩士學位。一九七八至二零零三年間,曾出任香港政府多個高級職位,包括房屋署助理署長、首席助理民政事務司、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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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見中央 政改就能破冰?
泛民見中央 政改就能破冰?

自從政府發表了「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報告」及行政長官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報告後,社會對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的討論又熱鬧起來。

雖然公民投票及七一遊行是在諮詢期結束後發生,但特首所提交的報告仍然如實反映兩件事件的公眾參與程度。而且,報告沒有明確排除公民提名方案。在此情況下,泛民亦決定不提前佔中。

中央港府速表態 泛民變積極

曾經有論者提出,特首應押後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相關報告,但港府仍然按原計劃兩份報告一齊發表。不過,CY隨即聲明,港府樂意安排泛民議員和中央溝通。

亦有人提出,中央毋須倉卒為政改定調。但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卻迅速南下,在深圳接見建制派議員及人士,就政改框架清楚說明了中央的基本立場,並重申「愛國愛港」是出任特首的先決條件,以及否定公民提名的提議,免得有人抱不實際的期望,亦有助社會各界聚焦在基本法框架內討論2017年的特首普選安排。

中央政府及港府的迅速行動,使泛民議員亦察覺到若不及時反應,可能便與局勢脫節。所以,非激進的泛民議員集體會見了林鄭月娥,並要求林鄭反映會見中央領導人的訴求。相比上海之行及中聯辦約見時的態度,明顯積極起來。

港府和泛民對話,當然是香港之福。不過,泛民議員會見中央官員,能否打開困局,還看他們的立場和態度。

今次政改之爭,很可惜,泛民一開始便採用對抗的態度和策略,以為可以趁港府勢弱,用佔中、公民投票、及七一遊行向港府施壓,還讓拉布癱瘓立法會,揚言若政改拉倒,香港將更難管治。

筆者作為過來人,覺得上述策略不可能奏效。大家不要忘記,「一國兩制」就是要京港兩地求同存異,香港的政治制度才有發展的空間。政改的決策過程要求特區政府、立法會,及中央政府三方面同意,才可落實任何改動。雖然,港府在過去兩年因受攻擊而影響民望,但泛民的對手還有中央政府,而後者絕不弱勢。

未對話先抗爭 港繁榮作賭注

過去十多年,中央政府明顯非常珍惜香港的成就,面對香港種種的困難和訴求,每多施以援手及作出忍讓。但是,十多年來,香港政治生態惡化,內耗嚴重。部分從政者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並不珍惜香港過去取得的成就,用此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們好像忘記了,若不幸香港有一日真的陷入難以管治的局面,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港人的切身利益。

另外,引外力干預內部事務,相信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接受,但香港卻出現擁有多年從政經驗、甚而出身建制的元老級人物,奔走美、英兩地,要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政改,這只會增加中央的憂慮。

最近,部分泛民議員更被揭發收取黎智英的大量政治捐款,雖然後者堅稱錢是他個人的,但究竟有否外國勢力藉此滲入香港政壇,還待查證。但這只會進一步加強中央的憂慮。

港人長年受西方思想薰陶,大多嚮往民主,若泛民講道說理去爭取,相信容易贏得多數港人支持。今次,未對話先抗爭,還用上犯法的手段,使不少奉公守法的市民感覺困惑。

所以,就算港府努力,成功安排泛民與中央政府官員會面,大家亦不能持太樂觀的態度。除非溫和泛民能實事求是,回到「一國兩制」的框架內討論政改。

不錯,港人在回歸後的政治行為依舊隨心所欲:每天可以批評共產黨,每年6月可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這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時彰顯兩制的一面。但既然行政長官需要經港人選出後由中央委任,無可避免地民選特首需要是一位中央接受的港人。

政局若續紛亂 賢能參選慾低

在一般情況下,務實的港人會選出一位中央接受的特首。可惜,過去兩年,香港政壇出現太多不合理和破壞性的政治言行和舉措,削弱了支持寬鬆政策的論據。

若泛民在8月底前和中央官員會面,希望他們不要只是覆述「有篩選就不是真普選」等動聽、但脫離政治現實的口號。要腳踏實地兼顧京、港兩地的利益和顧慮。

就算只在願意接受「一國兩制」的候選人中選特首,港人在政治光譜的左(親基層)右(親商界)之間,仍有眾多選擇。相反,政壇愈紛亂,能者維持參選意慾的人愈少,可供選擇的候選人愈少。

正如林鄭月娥所說,無論誰是普選出來的特首,他都要回應市民的訴求。這便是一人一票普選的優點。香港開埠百多年,港人首次有機會用選票選出特首,不應輕言放棄。

希望泛民議員實事求是,與中央官員會面才有成功的機會。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7月29日

原圖:網絡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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