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明,原名何永謙,現任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擁有加州(伯克來)大學城市規劃碩士學位。一九七八至二零零三年間,曾出任香港政府多個高級職位,包括房屋署助理署長、首席助理民政事務司、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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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社福開支 財赤評估要重做
高估社福開支 財赤評估要重做

3月初,港府發表了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書。報告書的內容只代表小組的看法,不代表政府的立場!

當財政司長在財政預算中預告工作小組估計港府可能在7年後進入結構性財赤時,很多人都憂心忡忡,急切等待工作小組公布其報告。

遺忘高齡化問題 報告不對焦

公布後,大家連忙翻看報告,都舒一口氣。原來,工作小組只是計算了一些歷史平均數,不加分析,以此作了一些直綫推算(straight-line projections),並假定未來數十年一切不變!

用如此超簡單的方法作長期推算,當然不能作準。原來是一場虛驚!

報告最令人費解的地方,是揀選了1997/98年作為推算的起步點。大家都知道,1997年是上次經濟周期的高峰,政府財政收入異常豐厚,使綜合盈餘高逾800億元,當然是空前,下次政府財政盈餘追上此數已經是十年後的2007/08年。

用這年作為起步來推算未來的財政收入,當然出現偏差。

報告最不對焦的是,好像忘記了研究的主題:探討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

人口老化使醫療、社會福利開支增加是可以預期的,應該是今次研究的主要對象。

但報告卻推算教育及公共工程開支將會在2041年增加至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7至8%。人口老化當然無必要增加教育及公共工程開支,若果是由於要改善服務,則當然是在公共資源容許下才會落實。為何報告假定在出現結構性財赤之後,教育及公共工程開支仍然直綫增長!?

事實上,翻看其他國家的數據,除北歐國家外,根本沒有富裕地方會花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的7至8%在教育開支上。歐美等國家稅率遠在香港之上,都只花GDP的4至5%在教育開支上。

至於公共工程開支,香港在1997/98年至2006/07年十年間,每年平均只花約300億元。近年,由於新一輪地鐵的興建,而政府改變政策,不需要港鐵向銀行舉債,由政府全力承擔新鐵路工程開支,才令港府每年在公務工程的開支上升至700億至800億元,但已經令工程費用倍升。由港府建築署編製的建築工程投標價格指數(tender price index)由2006/07年的700至800水平上升至現時的逾1,500水平。樓宇的建築成本由2,000元一呎上升至4,000元一呎。

漠視醫改作用 估算必偏差

若果港府花GDP的8%在公共工程開支上,即等於現時每年花1,600億元,那麼建築工程投標價格指數又會上升到甚麼水平?樓宇的建築成本又會漲到甚麼水平?

人口老化最令人擔心的是,醫療開支大幅增長。不過,歷任衞生福利或食物衞生局長都在醫療融資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只要現任局長高永文成功落實醫療保險及醫療收費等工作,應該可以鼓勵較多中產以上的市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減低對高度津貼的公營服務的依賴。

此等措施應該有效降低醫療開支的增加。工作小組的推算完全漠視了歷任局長的工作成果,推算必然出現偏差。

要推算準確,工作小組應該分析過往開支增加的走勢及原因。不錯,近20年的社會福利開支大幅增加,由20年前(1993/94)的87億增加接近7倍到現在的560億元。

這龐大的升幅背後有幾個原因:

首先,回歸前,彭定康港督要為香港建立完善的綜援制度,加上家庭制度出現變化,老人申領綜援比例上升,使綜援開支在90年代大幅上升;

第二,前特首董建華刻意提高長者領取的綜援標準金額,造福長者;

第三,去年,CY在高齡津貼外設長者生活津貼,以協助有需要但不符合綜援資格的長者。

其實,這些都是香港逐步建立社會養老制度的部分工作,由於都是由稅收支付的計劃,令政府開支大幅增加。

不過,自2000年打工仔開始供強積金,在2020年後應該逐步發揮作用,減低或推遲長者申領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的需要。將有助降低政府在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

強積金見作用 社福開支料減

其實,社會福利開支在1998/99至2007/08的10年間,由於沒有制度改變,增幅有限。10年內由254億元增加到339億元,只增加33%,即每年約增加3%。所以,在沒有合理假定下,推算社會福利開支大幅增加,並不可靠。

不錯,港府極少作這類長綫推算,所以公務員缺乏類似經驗。工作小組報告雖然帶動了社會討論,但是要讓社會在較紮實的基礎上討論,工作小組應重返工作桌,做一份較嚴謹的報告。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3月17日

原圖:網絡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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