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譚衛兒

那是2011年初春的3月，我們一批曾採訪基本法起草及香港過渡安排的記者，聽說退了休的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到了珠海，很願意和我們這些當年老追訪他的記者聚聚，我們決定馬上去珠海探望他老人家。

退休後的魯平，因為喜歡南方的天氣，很多時間都會呆在珠海，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在珠海他可以收看香港電視新聞。

他說過，雖然從港澳工作的第一線退下了，卻仍心繫香港。那天我們到了他珠海的家，一入屋，滿臉笑容的魯平已站在那裡等著，多年未見，魯平比以往消瘦些，卻是精神奕奕；一一叫出我們的名字，還不時笑談起當年我們「圍堵」他的許多趣事。

在行家的眼裡，魯平是「傳媒之友」──只要見到他，必能「滿載而歸」，他的直率與坦誠，每每為我們提供「是日金句」及很好的新聞故事，只要是採訪有魯平在的事件，記者們總不會失望而回。難怪當97年香港回歸後魯平退了休，我們很多人都若有所失，固然也因為接任他的廖暉可說是風格完全迥異，任內絕少公開對記者發表過任何說話，更不要說讓記者貼身追訪。

當然，廖暉也有他的解釋：據說這除了他個人作風使然之外，也因為廖暉認為香港已經回歸，他作為港澳辦主任，實不宜對香港事務太多指手畫腳——那也是回歸初期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主調。

魯平當年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在整個基本法起草，以及中英就香港前途及過渡安排的無數輪談判中，魯平都是舉足輕重的一位主管官員，這也注定了他必須恰如其份地透過傳媒，把中方的立場和觀點清晰完整地傳逹給香港各界。而魯平正是以他獨特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

魯平最令人難忘的，當然首選他指責未代港督彭定康推出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令中英雙方原來同意的立法會全體議員「直通」97安排泡湯，魯平因此直斥其為「千古罪人」；另一對我們來說同樣「驚心動魄」的一幕，則是1990年底在廣州，我們一批採訪基本法起草的記者，有天圍著他問起：港英政府為了安撫港人因為六四的惶然，決定推出「玫瑰園計劃」，斥巨資興建新機場，中方有何看法？沒想到本來笑嘻嘻的魯平，一聽到「新機場」這幾個字，忽然臉色一變，怒斥新機場耗資巨大，日後很可能只能給特區政府留個零頭幾十億，「你說怎麼辦？你怎麼辦？你說怎麼辦」？

魯平這一連三句的追問，讓行家們猛醒：中英最新的爭拗已聚焦在未來特區政府的財政問題上去了。也正是魯平那連串追問，預示了中，英之後二十多輪就新機場財務安排的談判──那些日子，記者們香港，北京，繼而倫敦跑來跑去，報道談判最新的情況，魯平正是中方談判團的主力，他也從此成為香港恐怕是最家喻戶曉的京官。多年後，魯平有一次私下對記者說，當最終英方同意把1000多億的儲備留給特區政府時，他心中大石才放了下來。

有趣的是，時常站在麥克風前，對著鏡頭狠斥彭定康或英方的魯平，卻被他的對手，還有許多香港人都視其為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鴿派」人物，因為實際上的魯平，原則性雖強，卻不失靈活與兼聽。

當然，那天我們趕到珠海是與魯平聚舊，可畢竟我們是記者，少不免心裡癢癢想從他口裡再掏出點甚麼新聞來──2011年的香港是一個多事之秋：特首選舉一年後進行，當時的梁振英及唐英年雖未宣布參選，卻早已磨拳擦掌；另一邊廂，香港政治撕裂，與內地種種矛盾有增無減……我們自然想聽聴魯平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魯平笑著聽我們七嘴八舌談香港的事，自嘲說他如今只是一位退了休的老人家，不便對香港現況諸多意見。但魯平就是魯平，始終沒讓我們失望：只見他從書櫃裡拿出一本厚厚的中國歷史書對我們說：大家都應該多讀點歷史，包括要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樣才會明白北京的許多想法──的確，2011年對於北京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共十八大召開在即，新一屆以習近平為首的領導層即將產生，港人要與北京打交道，怎能不了解執政的共產黨？不了解共產黨的歷史呢？魯平說，當年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他自己也必須去讀英國的歷史，這樣才能更好地與英方打交道。

香港許多人談共產黨色變，動不動便擔心被洗腦。但無論人們是否都同意魯平的觀點，他提醒我們多了解國家的過去，特別是要了解共產黨的發展歷史，對今天的香港，特別是從政者，包括泛民主派人士卻有著重大的啟示。

香港正面對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政改能否通過？民主能否向前邁出一步？所有這些或都繫於一些人的一念之差，每一位要作出這重大抉擇的人，若不諳歷史，不懂共產黨，相信很難作出明智的決定。

多年來，魯平對香港的感情與付出有目共睹，他曾說過，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他一輩子的追求。只是，他畢生為之努力的目標，仍需港人繼續努力。

原文轉載自《南早中文》 201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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