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祺

陳健民教授於日前的《明報》觀點版，回應本人質疑他與陳家洛同將香港的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中國崩潰論的文章（見3月23日〈中國崩潰論或是和平轉型？——覆王卓祺〉）。陳教授否認他採取「中國崩潰論」的說法，因為中國出現劇變，不一定「蘇東波」式的崩潰。本文就着陳教授的回應討論中國和平崛起之勢及美國立國的一段被事後美化的經驗。

從習近平到蔣經國

特首梁振英日前在禮賓府新春聚會中直指陳健民與陳家洛兩人希望國家出現「大變」（指陳健民）或「五星紅旗升不起」（指陳家洛）。陳健民教授在回應拙文及接受傳媒訪問都不承認用中國崩潰一詞。事實上，特首梁振英用「大變」，本人原文用中國崩潰論放在文章標題，但在文中亦分出兩位陳姓學者的不同說法。而他在覆拙文中，認為他指的大變「不代表中國便會崩潰」。因為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可以透過暴力革命結束，亦可以是黨內分裂促成，甚至是政府帶動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達至……」。他甚至舉台灣蔣經國例子，「台灣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於上世紀80年代中開放報禁、黨禁，而在結束一黨專政後，國民黨還繼續執政嗎？」

當然，陳教授列舉的例子不可能完全不會發生。但社會科學的精神是基於事實的推論。筆者是建基於陳教授「10年大變」的時間才判斷其為「虛無飄緲」的中國崩潰論。若沒有這個時間因素，本人不會排除任何政權，包括當今中共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垮台的一天。君不見立國千年的歐洲威尼斯不是在拿破崙大軍壓境而滅亡。近代強如蘇聯，可以幾乎一夕之間解體。問題在於「10年大變」這個虛無縹緲的希望，而放棄行前一步的政制改革，令人感覺奇怪。為何「10年大變」這個時間因素這樣重要呢？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兩年多已經展示出一整套施政治國藍圖，並且強調對社會主義道路自信，並於去年推出「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君不見英、法、德、意亦不顧美國反對，選擇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所謂時移世易，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和平崛起之勢，勢不可擋。在這個背景之下，陳教授所言，「10年大變」是否虛無縹緲的幻想呢！

習近平所言的道路自信，即否定陳教授所希望的和平變革。當然，如果中共政權不得民心，不思進取，或黨內鬥爭不已，不可排除黨內分裂。不過，自薄熙來及周永康事件後，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可以挑戰共產黨或黨內分裂的力量。陳教授亦提醒我們，中國並未有制度化的政治領袖產生辦法。這一點你錯了。中國執政黨在鄧小平年代至今已經實踐出一套選賢與能的制度。首先是領導人的年齡（如副省部級官員是60歲，正省部級65歲）及中共最高層領導，即總書記及國務院總理，有只可做兩屆的任期限制以防止終身制出現獨裁統治。第二是選賢與能的績效體制選拔人才。舉例說，習近平就是從最基層一步一步升上總書記。大家試想，管一個縣約100萬人口，一個省可以達到1億人，或是中央的部委，都是複雜透頂的工作。從這些實際治理經驗磨練出來的人才，與台灣柯文哲式，靠商業營銷加上互聯網大數據的選舉政治的一次過表演，便可以擔當大任是另一種政治制度。你認為哪一個方法可以甄選出真正的治國人才呢？中國實踐出來的一套，用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宋魯鄭的說法，是一黨領導、定期換人不換黨，即換的人是透過全國績效選拔、長期培養的中國政治模式。你要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政治精英，放棄這套人才甄選方法，而學習蔣經國的和平演變，是否不切實際的想法呢？

講到蔣經國，最近看到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大作，十分值得參考。汪暉在其〈當代中國歷史巨變的台灣問題——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談起〉一文指出，蔣經國及台灣走民主化道路是基於國際冷戰格局中美關係的轉變——1971年台灣國民政府喪失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遜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這一系列國際外交關係的變化使國民黨要從內部重新建立它統治的合法性。強人如蔣經國亦不敵美國冷戰的新佈局，迫於形勢改變治國策略。用俗語的說法，逆水行舟，便看到順勢與逆勢的分別。

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而「兩個一百年」，第一個百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也就是2021年，第二個百年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年，也就是2049年。在習近平的2013年十八大報告中更具體闡明：中國要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中國夢的「兩個一百年」到美國立國的跌跌撞撞經驗

陳教授的文章亦談及另外一個可能導致中國崩潰的重要問題，就是官員貪腐。在這一點之上，大家都同意問題的嚴重性，但陳教授似乎沒有留意到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後的一系列反貪措施，例如推行各級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制訂官員責任終身制、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等。還有，筆者亦據聞以前中共紀委反貪班子大部分人手用於防貪，現在便依照香港做法，大部分人手用於執法工作。這樣，在人事編制不變下，打擊貪腐分子的力度便大大加強。

中國歷代朝代衰敗都是官員貪腐為其重要因素。習近平等所謂「紅二代」政治精英哪會有不知道及有所警惕之理。如何將政府權力關在籠子裏是一個政治及管治的重中之重，是習近平「四個全面」之中「依法治國」及「從嚴治黨」的最後兩個「全面」；亦可以說官員貪腐是實現中國夢的兩個二百年的不能迴避的攔路虎，不能不除！

最近閱讀牛津大學政治學者芬納（Samuel Finer）的巨著——《統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一書，其中一章談及美國立國一段歷史。講到美國立國，不少人都不期然想起《聯邦人文件》（The Federalist Papers），因為它一直被稱為政治科學的偉大經典作品。但據芬納引述學者約翰‧羅什（John P.Roche）的批評，《聯邦人文件》的作者是「靈感十足的宣傳鼓動家，回顧性整齊的天才」，而美國立國設計的選舉團選舉總統「僅僅是為了應急而臨時成立的，只是後來才被賦予很高的理論內涵」。他並否定美國憲法「憲政主義典範」和「體系建構天才之作」的觀點。羅什認為美國憲法是「迫於當時情況的壓力而臨時拼湊的結果」。

芬納亦講及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立法機構。他說當時「幾乎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都憎恨州立法機構的專制。這些立法機構任意沒收人們的財產，瘋狂發行紙幣，隨意廢除債務……」。早在1776年，後來任第二任美國總統的約翰．亞當斯就稱其為「民主的暴政」。就是由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1776年至1787年）立法機構的「暴政」，參與費城立憲的代表決定「任何新政府都應該在不違背民主原則的情況下，盡可能不受民眾的直接影響」。芬納認為這些參與會議的代表對直接選舉的民主制沒有信心，除了參考當時州議會的經驗外，他們普遍還認定直接民主是希臘城邦覆亡的禍根；因此，間接選舉「就是代議政府和共和制，不同於由民眾直接選舉的民主制」。

筆者不厭其詳介紹美國立國的一段歷史，目的只是說明社會的發展總是跌跌撞撞，從經驗中學習。外國經驗是重要，但還是參考而已。美國經驗的「水分」更說明歷史智慧是實事求是，不要照搬人家不一定合乎國情，並且可能是事後加工的所謂國際經驗。

總結

陳健民教授在他回覆拙文中，最後指正筆者「想像簡單」。他並引述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日撰文，從「知華派」變成「反華派」，加入中國崩潰論的行列。沈大偉的文章在我寫作的時候已經看過。我的結論是其論據薄弱，不值得引用。我們做學問，還是要實事求是，不要被人家所謂名氣嚇倒。最近國家總理李克強講過，既要謀勢，又要做活；做活便可以謀大勢，但要有眼光、耐力及勇氣。看來，陳教授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勢亦搞不清，未明大勢之下「做活」變成做死，悲矣！更可悲的是，他推崇的子虛烏有的所謂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原來是當代美國冷戰戰略的推銷手段，以維繫美國霸權而已。他是否甘心情願做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馬前卒呢！重溫美國立國一段跌跌撞撞歷史，有一點真正而沒有後來加的「水分」的歷史智慧才是重要的。中國和平崛起之路並不平坦，但觀乎美國推銷「選舉民主」作為冷戰推翻敵對國家的經驗，論述是何等重要！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5年3月30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