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車興起，打破全球出租車行業的市場機制和牌照壟斷，捍衛了消費者需求，也在巧鑽法律「灰色地帶」，挑戰既得利益，引發業界的反對與抗議，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引起不同程度的監管衝擊。在香港，網約車服務自2014年被引進後便爭議不斷，消委會最近建議政府開放預約汽車服務市場，以發牌制度規管網約車平台、司機以及車輛。然而，當中的管與放，應如何拿揑？
網約車亦正亦邪
揀客、拒載、濫收車資、無禮和車廂污穢等，是現行的士行業普遍出現，但卻屢禁不止的違規失禮行為，不單影響居民及旅客的出行，更嚴重損害香港的旅遊形象。網約車服務的出現，正好彌補業界的紕漏，為乘客和司機提供互動性的選擇權。乘客既可選擇車款，司機亦會提供較一般的士司機為優的服務，並可因應不同的供求量而彈性調整收費。這項以科技發展改善生活質素的成功模式，本港沒有說不的理由。不過，有關服務一直在監管、保險和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疑問，迫使大家認真檢視。
共享經濟是發展趨勢，世界主要地區和城市都高度重視並大力推動發展。網約車平台本來就是裂解式創新，利用科技優勢跳脫物理的實存空間，進而對法律打「擦邊球」和巧鑽監管差異的空子，以低管制甚至無管制狀態，對比的士服務的高密度管制而勉強掙出來的「食到盡」競爭優勢，造就部分消費者的福祉；本身亦正亦邪，更與城市管理存在結構性矛盾。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西方經濟一直「神化」市場力量，強調自由市場內的競爭會比監管更可取，並強調若能依靠市場競爭就可解決市政問題，政府就不應介入；但現實情況，無論是市場全球化，還是經濟區域化，主其事者必然是政府的主管官員，但遲遲未能就此擬就制度性監管，甚至淪為「未戒奶」政客的夢囈！
政府權力天秤怎麼擺？
成功的新生事物，往往會形成全球性的挑戰，但其生命力則是源於其技術與商業上的合理性。如果要求所有新生事物，都必須嚴格遵守適於傳統主體市場的監管和日常操作，就不能產生新生事物，就不能有經濟和技術的進步，有的只是受到法律庇護的陳腐事物。
今天，網約車問題不再是單純的法律和城市管理問題，而是相互扣連，涉及資源再分配的複雜問題。政府的權力天秤將應怎麼擺？如何平衡現有的士和網約車間的利益矛盾？如何減免出現歧視性或傾斜性競爭？如何監管和保證良好司機的行政規範？如何通過博弈、平衡和樽俎，為創新和共享經濟尋找自己的新活路？
原文轉載自《香港商報》2017年12月2日
原圖：港人講地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