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政改前要想通的問題
重啟政改前要想通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雷鼎鳴

林鄭曾表示,本屆政府無意重啟政改,我相信這是實話;港人於頗長的一段時間內,能普選特首的機會很低。非建制派中有些人真心希望普選能早日出現,但他們過去太受錯誤的民粹主義思潮影響,恐怕已斷送機會;有些非建制派人物倒不一定樂於見到特首能夠普選出來,因一旦如此,他們依賴多年跟政府對着幹的策略便會大失功效,民選特首所得的票一定遠多於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後者的民意牌便會很難打。

中央習慣 必須了解

幾年前,有多位學界朋友曾組成一個鬆散的論政團體,並推出一個叫「13學者方案」的特首選舉建議,該方案經過縝密的推敲,走中間路線,當中雖無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可以把香港的民主進程推進一大步。

據我聽聞,中央政府研究並明白此方案後,曾有級別很高的中央領導人寫了封信,打算問問非建制派對此是否接受;可惜當時「佔中」出現,社會更撕裂,此等中間方案便只能擱置。後來政府推出的方案,也一如所料,不夠票通過,香港惟有原地踏步。

政改若要成功,必須解決3個問題,否則繼續討論也只會是浪費時間,一事無成。

第一個問題是,中央對港的主權如何可體現在特首的人選身上;第二是實施普選方案所帶來的後果,是否真正有利香港、有利中國;第三是改變能否依着摸着石頭過河的思路,循序漸進,以便減低不測風險。

中央絕不可能放棄對香港的主權,這必然意味對特首的任免權是實質性的,中央不會接受當橡皮圖章。不過,正如曾蔭權在一個私人飯局指出,中央有一習慣,假如她認為你是可以信任的,她幾乎可以有求必應;但假如她認為某些人心存不軌,那麼便會對他們事事掣肘,不會寬鬆對待。

中央把港獨視為敵我矛盾,非建制派有些人不但不願跟港獨切割,言行中有時還頗有支持之態。這是最愚蠢的取向,中央政府不會信任這些人,對他們提出的方案也只會存有戒心。

若特首是通過普選而得到權力,這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有何長遠的具體影響,我倒是未見過有系統、有證據的論述。西方世界,或更準確一點,美國所支持的模式可歸納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威廉遜(John Williamson)是此模式的代表人物;我1995年在華盛頓一個學術會議中,見他極受當地國際機構人士的尊崇。

該「共識」又可更簡化為兩點:政治上搞民主制度,經濟上搞自由市場。不過,近年西方社會出了不少問題,民主政制阻不住民粹主義,美國選了個有惡意自戀傾向的特朗普、英國公投脫歐的嚴重經濟自殘後果已開始出現,好幾個歐洲國家差點選出有法西斯思想的人當領導人。

摸石過河 治國方針

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近年已失去不少光彩,爭取民主的人不能迴避兩個問題,從「此岸」到所謂「真普選」的「彼岸」是否值得?有什麼潛在的民主制度的缺陷需要化解?此等問題絕非一句「我要真普選」的口號所能回應。事實上,什麼才是「真普選」也是言人人殊,隨時可被人策略性地搬龍門。

摸着石頭過河是近30多年來中國形成治國方針所採用的主要方法學。社會中或學術界盡可對各種政策的後果預先作出沙盤推演,但中國走的改革道路沒人走過,理論的指引性並不可靠。要避免犯大錯,可依據兩個方法:一是用一個村落或一個特區搞試點,成功的便推廣,失敗的也可控制受損範圍;二是循序漸進,把一件改革分解為多個步驟,逐一實施,而不是搞震盪治療,一步到位。

這兩種互為呼應的改革方法取得巨大成功,九十年代前蘇聯經濟體瓦解後,受到美國「華盛頓共識」派的影響,大搞震盪治療,結果經濟一團糟,大量企業失去生產能力。林毅夫教授對此早有多種著作詳細分析之,不贅。

其實,中國搞試點或循序漸進,並不意味她推動改革慢吞吞,我們只要回顧一下,過去30多年中國的多項改革,先是把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交還到農村,糧產因而大幅上升而令人民免去饑荒之災;隨着搞雙軌制,容許部分國企繼續存在,又同時鼓勵民營企業出現,以吸納失業人口;大量派遣留學生以提高科研水平;急速城鎮化使其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等等,漸進中的每一步都是大動作。

1995年我在東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副總裁費沙(Stanley Fischer,也是我初讀宏觀經濟課的老師)對我這觀點大表贊同。中國既然按此思想套路取得成功,中央政府對不按循序漸進(儘管每一步可以很大)的改變必會存有戒心,她不會接受香港政改中出現的「要一步到位」的口號。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不少案例可供參考,有助我們判斷香港政改之路應如何避免錯誤。近日偶看內地電視劇集孫儷的《那年花開月正圓》,便頗有驚喜。此劇據說是真人真事改編而成,最初我感興趣的是,劇中主角的商業決策充滿民間機智,與經濟學原理若合符節;但後來卻感到它有關清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時代背景很有啟發性,連忙翻書重溫這段歷史。

維新失敗 可予借鑑

1898年是戊戌年,明年是它的兩個甲子紀念。那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頗有憂鬱小生型格、但了無見識才幹的光緒得到慈禧默許,推行過一系列的急劇改革,但100天後,慈禧改變主意,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斬了頭,變法全面瓦解,康有為、梁啟超事先得到風聲,流亡海外。當中的失敗原因很多,每一樣均足以致命,值得港人注意。

一、它是典型的震盪治療。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全軍覆沒,要賠款2億3千萬両白銀,並割讓台灣澎湖;國人群情洶湧,致有1895年的「公車上書」(舉人乘公車赴京受考,公車泛指舉人),康有為等1000多人聯署要求變法。在此情緒下,想出來的改革容易激進急躁。

康有為等人後來獲光緒破格接見,光緒亦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建議的變法以君主立憲為目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官僚架構等等多個層面,有些建議極為激進,光緒可以一天內連下幾十個詔書,不少變法項目都是限令沒幾天便要完成,整個官僚系統根本無法承受。做不到的官員有一大批,給維新派革掉的官員也是一大批。

康有為、譚嗣同甚至認為流點血,「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些官員怎會不跑去慈禧處哭訴?凡事欲速則不達,維新運動如此,香港非建制派要求的「真普選」也可作如是觀。

二、主權是一個敏感問題。維新派建議穿西服,剪掉辮子,這被視作等同否定滿清的統治。更嚴重的是,康有為等人竟毫無政治敏感度,極力推薦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當光緒的顧問;又上書光緒,支持伊藤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建議的「中美英日合邦」,即容許列強管治中國;譚嗣同又建議把西藏賣給英吉利、新疆賣給俄羅斯,蒙古、青海也可賣,所得金錢可作變法之用,康有為也有相同想法。

此等言論隨即坐實對他們私通敵國、巧奪政權的批評。香港也有些人對國家主權觀念淡薄,有些人甚至是港獨支持者,正如上文所述非建制中有人同情港獨,不肯與他們切割,他們的「國際主義」自然使人懷疑「變法欺人語也」,在帝國主義橫行、列強爭相欺凌中國的年代去勾結敵國,哪會有好下場?香港的非建制派中,也有很多人不懂避忌,挾洋以自重,這不但毫無用處,還會加深猜疑。

三、維新派實力單薄,卻不自量力,硬要與政敵對撼。康有為是主要領袖,但他的官階只是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是六品芝麻官;光緒則一生命運完全受制於慈禧,無權無才。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早有指出,他權力不足,性格軟弱,根本便成不了事。香港的非建制派也是實力單薄,但叫價甚高,犯上維新派同一種毛病。

百日維新與今天香港的政改當然相異處也甚多,一個明顯的差別是,滿清那時已腐敗透頂,戰爭又失敗,正處於日薄西山的狀態,但今天的中國卻正處歷史上罕見的盛世,經濟、科技和軍力的進步一日千里,人民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世界排名僅在越南之後。

百日維新面對如此差勁低效的社會尚且一敗塗地,香港有些非建制派卻在幻想,只要中國經濟一旦崩潰,所謂真普選或港獨便可出現。靠幻想去推斷香港前途,是在開港人的玩笑了。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10月11日

原圖:港人講地資料圖片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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