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明,原名何永謙,現任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擁有加州(伯克來)大學城市規劃碩士學位。一九七八至二零零三年間,曾出任香港政府多個高級職位,包括房屋署助理署長、首席助理民政事務司、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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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酌人口政策
細酌人口政策

 上月底,政府發表了一份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集思港益」,要求市民在明年2月23日前就香港面對的人口相關議題提出意見。

 

不少學者提出自己的看法,正反雙方意見皆有,可見大家對香港人口結構、遷徙及素質的相關議題,非常關注。其中一項值得政府留意的批評,是「文件視人為經濟生產的多項元素之一」。批評指人口政策不以人為中心,卻以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為主軸,出現偏差。

 

香港人口的其中一項特徵是,近年生育率降到極低水平。文件指出,在2012年香港的生育率只有1.3,即每名婦女一生平均只生1.3個孩子。其實,在2001至06年間,香港的生育率連續6年跌破1.0,不單比日本,西歐等低生育率地方還要低,更成為全球生肓率最低的地方。

 

數據反映香港的草根以至中產階層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他們擔心下一代的成長:在高度競爭的教育制度中,孩子若未能出人頭地,可能一輩子吃苦並淪為無殼蝸牛。

 

其實,香港現時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如樓價高企、貧富懸殊、退休保障、教育、醫療、福利界等面對種種壓力和挑戰等,在CY的競選政綱中都有討論,相信各部門都忙於尋找對策,例如,CY在任1年便引入長者生活津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較早前就建屋目標發表了諮詢文件,扶貧委員會界定了貧窮線,亦引入不少扶貧措施。

 

所以,現任政府施政明顯以人為本,人口政策試圖處理人口特徵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障礙,亦是要避免經濟停滯對港人生活水平的衝擊。

 

文件早已提及,這次公眾諮詢活動,不會重覆其他委員會正研究的議題。希望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安頓大家的憂慮,讓大家看到政府正在為解決方方面面的社會問題而努力。

 

諮詢文件中最具爭議的,可能是輸入外勞的提議。工會代表已表明,擔心輸入外勞會打擊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及拖低工資水平。

 

筆者認為,這憂慮並不對焦。新加坡現時輸入約88萬名外勞,佔總勞動人口約28%,不過,新加坡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卻高達港幣47,000元,在過去10年,每年平均的實質增長是2-3%。

 

反觀香港自赤鱲角機場完工後,除家庭慵工外,外勞人數一直維持在1,000至2,000人的水平。但在過去10多年,中、下階層的實際收入不升反跌,直至最低工資立法後,草根階層的收入才見改善。現時,香港家庭的入息中位數只有$22,000,扣除通脹後,在過去10年沒有增長。

 

可見輸入外勞的多寡,與工人的收入不一定成反比例。相關的勞工政策和制度,更為重要。

 

文件又提出措施去抗衡人口老化對勞動力萎縮所帶來的壓力,如改善托兒服務,吸引更多婦女投入勞工市場。又或延遲退休年齡,加長成年人的工作年期。但是,此等措施需要時間落實和產生效力,不一定能在中、短期內解決個別行業勞工短缺的問題。

 

相對外國,香港基層工人的工資偏低,是不爭的事實。這反映香港社會仍然存在一種職業分貴賤的觀念。很多人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如「洗碗工人的月薪高於大學畢業生」,反映社會對基層工作的歧視。所以,諮詢文件亦提到如何重新確立職業教育的價值,希望政府能在教育及宣傳工作上加把勁,糾正職業分貴賤的觀念。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中明確指出,隨著人口老化,香港的撫養率將由現時的每千名適齡工作人士撫養350名長者及兒童,升至2041年711。就公共財政來說,特別值得關注。

 

港府過去7、8年每年皆享豐厚盈餘,除了中港經濟融合等經濟因素外,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便是特殊偏低的人口撫養率。原因有2:首先,因60多年前太平洋戰爭的影響,香港人口老化速度在過去10年比較慢,另外,受經濟因素影響,在2001至2006年之間,香港的生育率跌到1.0以下,所以,香港現時老人及小孩的數目都偏低。

 

未來20年撫養率上升,就算制度和政策不變,政府開支相對財政收入將要上升。若政府不做好準備,日後公共財政出現捉襟見肘情況,受害的還是中、下階層。

 

觀察日本近年的經濟情況,便可看到人口結構改變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日本的勞動人口從90年代中的6,600萬下降到現在的6,300萬。撫養率亦因人口老化由1990年的440上升至現在的580。期間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政府債台高築,達GDP的220%。

 

大家不要低估日後香港面對勞動力萎縮、撫養率上升時,經濟下行的風險,以及公共財政所面對的壓力。

 

圖:charlinechan.lofter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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