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指出香港需要促進和諧，足證中央十分留意香港的情況，這的確是香港當前急務。前年的非法「佔領」令香港撕裂和對立趨勢嚴重，部分人借「本土主義」之名，不斷放大香港與內地矛盾，宣揚排外意識。本人認為這並非本土概念的真義，有必要撥亂反正，以正視聽。

今年是國家「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筆者身為港區人大代表及立法會議員，自然關心「十三五」規劃有關香港的部分，看看香港如何在國家的帶領下穩步前行。

問題非香港所獨有

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支持香港促進和諧，足證中央十分留意香港的社會氣氛、對抗情緒及暴力事件。現時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社會撕裂，是不爭事實，情況的確令人擔憂。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存在各種各樣的爭議和對立。經濟上有所謂地產霸權和小市民的對立、大財團和小商戶的對立、僱主和勞工階層的對立；政治上，當然有愛國愛港陣營和反對派的對立。爭議和對立代表社會出現意見分歧，和而不同、於分歧中尋求共識，從來都是香港可貴之處。爭議於所有理性社會是永恆存在，重要的是和平、互相尊重地解決爭議的機制和態度。

近年，香港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所謂的本土爭議。其實這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全球經濟不穩，美國和歐洲經濟下滑，社會資源減少自然會帶來分配問題，引發本地人和外來人口的資源分配矛盾。歐洲難民問題是比較明顯的例子。美國共和黨極右總統參選人特朗普，以極端排外的政綱竟然大受支持，也令人感受到所謂本土意識在世界各地也有市場。香港也不例外，經濟不明朗令香港人覺得在生活必需品、樓房、工作和福利都要和外來人口競爭而怨氣漸生；另一方面，香港的經濟增長點差不多全都與內地有關，基建、旅遊，或「一帶一路」等等都是以內地經濟發展帶動。兩地經濟漸見融合，反而引起某些人對香港失去本土傳統和價值的憂慮。

過去數年，因為香港的接待旅客能力呈現飽和現象，某些地區的市民日常生活開始受到影響，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自稱為「本土派」，藉此在不同地區發起街頭行動。他們曲解本土意識為排外心態，以語言和肢體衝擊內地旅客，蓄意挑起內地與香港同胞的矛盾，這種肢體衝擊於前年非法「佔領」之後越演越烈。就本港接待旅客能力不足的問題，本人於前年三月去信全國人大常委，提出應該調整個人遊政策，特別是需要調控「一簽多行」，因其被部分人用作走水貨的手段。去年國家體諒香港的情況，調整「一簽多行」為「一周一行」，紓緩香港接待能力的不足，走水貨情況大為減少，令部分市民的不便得以改善。但所謂「本土派」藉市民對特區政府施政不滿而繼續四處挑起事端，以激進手法引起傳媒注意，可說是「假本土、真挑撥」。

他們的「本土主義」似乎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令人聯想到香港人與中央越行越遠，使香港與內地關係更見疏離。參與「本土派」行動的大部分是青年人，這源於香港產業結構逐漸趨向單一，青年向上流動困難，部分年輕人在主流行業競爭中未能取得成功，於是以此宣泄不滿。

在二月八日，這些「本土派」再藉詞引發暴亂，其行為旨在製造矛盾，根本和他們高舉的本土意識無關。到二月尾立法會補選，參與旺角暴亂的參選人竟然獲六萬多票，雖然比起過往激進反對派的得票沒有增加，但明顯地支持比過往激進的手法，甚至支持暴力行為。九月立法會選舉，這些「本土派」極有可能取得議席，將改變議會生態，把街頭暴力帶入議會，政府施政將陷入舉步艱難的境地。

審視問題對症下藥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本土派」騎劫本土概念，其實這概念本身極其廣闊，當中包涵正面的意義。例如舉辦工展會和香港節等具本土特色的活動，可凝聚社會團結，而且具經濟效益。

李克強總理於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指出，香港要「發揮獨特優勢，促進提升自身競爭力」。香港其中一個獨特優勢是由香港獨有文化發展出來的創意產業，在電影、音樂、設計等領域都有國際性的影響力。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文化產業在亞洲可謂處於領先地位，具本地特色的電影在韓國、日本等非華語地區都極受歡迎，在同是華語區的內地市場就更是家喻戶曉。

這些「香港製造」產品可產生龐大的經濟效益，絕對有助香港提升競爭力，也可對國家發展作出貢獻。而且這些本土經濟對從業人員的要求並不在於高學歷，並不要求在傳統考試制度下有傑出表現，所以可提供青年人多元化的出路，令他們在主流行業之外有發揮所長的機會，紓緩剛才提及的青年問題。

面對社會部分人以「本土派」之名做出越來越激進的行為，特區政府應一方面義正詞嚴譴責暴力行為，清楚表達香港社會對此等行為絕不姑息；另一方面重新定義建設性的本土主張，思考如何以本土概念促進社會和諧，以本土經濟提升競爭力並解決青年人的出路問題。本人相信，本土概念的正面意義和國家情懷並不矛盾，正如我們一直主張的愛國愛港，本土屬於愛港的部分，與愛國並行不悖。本人懇請中央和特區政府正視問題根源，對症下藥，以防所謂「本土派」進一步扭曲本土意識，繼續加深矛盾。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 2016年3月15日

原圖：bastill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