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恐條例》第二宗案件已經審結，但結果與第一宗案件（「屠龍小隊案」）一樣引起爭議。
在「屠龍小隊案」中，共有七名被告不認罪，但有六名獲陪審團裁定所有控罪不成立，僅賴振邦被裁定交替控罪「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成立。而在本案中，八名被告去年在高等法院不認罪，經過160天審訊，陪審團退庭商議四天後，一致裁定首七名被告就《反恐條例》下「串謀犯對訂明目標之爆炸」罪名不成立。僅被告何卓為、李嘉濱及張家俊構成交替的「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法官押後案件至10月10日求情及判刑。
兩個相似的案件，均揭示了共同的問題：明明主控罪的表面證據都成立，相關被告的口供是在合法框架下所獲取，但陪審團卻裁定多人罪名不成立，令人質疑這中間是否存在什麼問題？
恐怖主義罪行危害嚴重，它通過暴力、破壞等手段製造社會恐慌和危害公共安全，旨在脅迫政府或國際組織以實現其政治、意識形態等目的，給平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嚴重損害或威脅。本案中，警方在將軍澳炸彈襲擊前夕拘捕首腦及骨幹成員，另搜出四個土製炸彈和超過兩噸炸藥原材料，及時阻止必然導致嚴重傷亡的慘劇。可見，雖然三宗爆炸案未有造成嚴重傷亡，但主要是因為被及時發現，並不代表事件不嚴重，故有關被告理應受到嚴懲。
此案也衍生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若同類案件再出現，控方是否會引用《港區國安法》恐怖活動罪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起訴？第二，陪審團是制約控方起訴權的機制，但評審團本身是否有檢討的空間？
無論是「屠龍小隊案」，還是本案，應該都是2019年黑暴的衍生案件，被告人針對的是非特定市民、企圖實施無差別傷害的爆炸品犯罪，符合國安案件中的「恐怖活動」類別。因此，未來香港再發生類似案件，不排除引用《港區國安法》恐怖活動罪起訴和判罪，並由國安法官審定。
陪審團制度是香港司法制度的特色之一，陪審團做出的有罪或無罪的決定，法院當然會尊重。未來，建立陪審員遴選制度是必要的。雖然大家對陪審團的決定有意見，但誠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所言，無法得知陪審員有否「犯錯」或偏心。儘管如此，建立適當的遴選制度和遴選出相對客觀、中立、理性、持平的陪審員是非常重要的。
陪審員審判不是被告人的權利，香港未來的恐怖活動案件，很大機會適用《港區國安法》的特別程序規定，包括以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代替陪審團審理案件。誠如筆者在「屠龍小隊案」中所言，由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應該能夠確保從法律專業的角度去處理定罪量刑的工作。因此，歐洲人權法院明確指出，不存在陪審員審判的權利，而應當聚焦審判是否公正。
圖片來源：港人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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