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又再次跟各位談一談法庭案件。去年8月31日，亦即反修例暴動最大謊言「港鐵太子站事件」兩周年，一名所謂網媒男記者於行人路中心架起腳架及相機，令行人被迫繞路，多名警員上前警告，惟該名男記者未有理會及拒絕離開，更以粗言穢語辱罵警員。被告早前承認「阻礙公職人員」及「公眾地方妨擾」兩罪，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囚14天，緩刑兩年，另罰款3,000元。不知大家是否記得，反修例暴動期間，其中一個獲得廣泛討論的情況，就是有大量來歷不明、自稱「記者」的人出現在暴動現場，這些人是否真的在做記者工作？沒有人知道，市民只知道，反修例暴動三年後的今天，不少自稱「記者」的人，原來都已被法庭判監。
穿起黃背心就是記者？
穿起黃背心、手持攝影器材，是否就代表那人是「記者」呢？答案明顯「不是」，在反修例暴動期間我們看到，這些來歷不明的「黃背心」，很多時在有意無意間，都會阻礙到警方的行動。事實是，反修例暴動期間，警方曾搜獲「假記者證」，更有穿起「黃背心」的人，向成功制服疑犯的警務人員拳打腳踢。
上述例子，明顯只是冰山一角。反修例暴動過後，來歷不明的「黃背心」數目明顯減少，但另一方面，隨著法庭案件陸續審結，我們亦可以看到，的確有不少「黃背心」、自稱屬於網媒的「記者」，原來真的做過一些極不專業，明顯不符記者身份的行為。
多名所謂「記者」被判罪成
較近期的例子，44歲、自稱網媒記者的胡家輝，2021年在今日已解散的本土派組織「賢學思政」街站附近，以粗口大聲辱罵警員，被控阻差辦公、拒絕或故意忽略服從警務人員的命令等3罪，受審後被裁定擾亂公眾秩序罪成，判囚一個月。
另一例子，2020年母親節，時任網媒《娛賓》記者的何家欣採訪旺角示威活動時，於女廁拍攝警方拘捕過程，期間遭女警查問，她推開警員並掙扎，又嘗試逃走，最終被支援的男警噴胡椒噴霧制服。被告其後被裁定抗拒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罪成，被判社會服務令240小時，期間須定期接受精神科覆診及情緒管理輔導。
再舉一例子，有市民於2020年4月在港鐵太子站外，舉行所謂的紀念活動。兩名在車上的男子遭警員截查時，將私家車撞向警車，其後即場被捕；警員涉事私家車車尾箱發現改裝雨傘。經審訊後，司機被裁定阻差辦公及危險駕駛罪成，自稱網媒記者的乘客曾焌熙則被裁定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最終被判囚8個月。
記者犯法亦要承受刑責
擾亂公眾秩序、抗拒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管有攻擊性武器，這些行為，不管從什麼角度看，都肯定不是專業記者應有的行為吧？法庭判罪這些所謂記者罪成，某程度上亦印證，法庭並不認同這些犯人的行為是切合「記者」的身份，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應當如何避免有關情況再次發生呢？
以往社會上曾有建議，要求發牌規管記者專業，但後來改為由警方出面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有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的傳媒機構，以及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代表，可以進入一般不容許傳媒進入的封鎖區內，由警方安排特別位置作採訪。這個安排落實後，即使他日不幸再發生暴力抗爭事件，那些來歷不明「黃背心」對警方行動的影響及阻礙亦可以減到最少，某程度上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記者被控不代表侵犯新聞自由
近日，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被控一項「阻差辦公罪」，及一項交替控罪「阻礙公職人員罪」，由於案件尚未開審，我們現階段仍然未知誰是誰非；問題是，陳朗昇被控一事曝光後，隨即引來多個美國代理人媒體加油添醋渲染，說那是香港「侵犯新聞自由」又一鐵證。
本人很想藉此機會向所有人，包括那些美國代理人媒體說清楚，並不是所有自稱「記者」的人被檢控，都必然跟「新聞自由」有關係。陳朗昇是因為拒絕出示身份證而被檢控，那和新聞自由明顯沒有半點關係；同理，那些擾亂公眾秩序、抗拒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管有攻擊性武器的所謂「記者」，他們被檢控，明顯是罪有應得，當他們做著和記者身份不符的違法行為時，被檢控和定罪，根本就是天經地義，與新聞自由沒有半點關係。連這些事實都未弄清楚，那些美國代理人媒體，真的還有資格被稱為「媒體」嗎？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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