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明,原名何永謙,現任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擁有加州(伯克來)大學城市規劃碩士學位。一九七八至二零零三年間,曾出任香港政府多個高級職位,包括房屋署助理署長、首席助理民政事務司、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等。
作者其他博評
官民對話拉倒 學生要顧現實
官民對話拉倒 學生要顧現實

佔中運動至今已逾10日,雖然直接參與人數日漸減少,但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地仍然封閉,市區交通受嚴重影響,為市民日常生活帶來巨大不便,不少市民怨聲載道。

目標縱對 非法手段不可取

可惜的是,一度受旺角群眾互相攻擊事件打斷的政府與學生對話,幾經波折,最後還是出閘脫腳了。本來,在如此緊張的社會氣氛下,學生願意和政府對話始終是好事。而事前雙方就對話的議程、場地等發生爭拗,幾乎是意料中事,不足掛齒。但正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因應學聯的新一輪不合作運動,雙方對話的基礎被動搖,不可能有建設性的會面。

全城矚目的對話,一定給學生帶來巨大心理壓力。我們雖然肯定學生關心社會的熱誠。他們與社會主流意見都想為香港建設一個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為香港建設一個更公義的社會。

但現在撕裂社會的議題是,我們應否用非法的手段去爭取理想。尤其是當非法手段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秩序,市民的生計,和香港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

學生應明白他們長時期佔領鬧市街道,是不得人心的,佔中運動從來沒有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群眾運動最初幾天民情洶湧,明顯是部分市民對擲催淚彈的反應。而政府亦吸收了經驗,過去多日,用軟手法處理事件。

可是,學生卻不明白今次與政府會面的本質。近日來,外國傳媒都用「談判」(negotiation)來描述學生與政府會面,這會誤導香港學生。

其實,群眾運動後期已是羣龍無首,學生不應亦不能自稱代表任何人,更不可覺得自己是代表廣大市民。所以,今次會面本身也不是學生代表市民和港府談判,而是政府體察學生的良好願望,希望通過對話更準確掌握他們的想法,亦可以直接向學生解釋政府的立場,是現困局下一個難得的溝通機會。可惜,政府的好意,學生方面似乎並不領情。

坦白說,政改三人組根本也不擁有談判者的身份,因為學生的訴求需要觸及由全國人大頒布的政改框架,事情超越三人組所擁有的任何權力。他們只擁有一個交流者和聆聽者的角色。若果,他們能準確地向中央政府反映學生的意見,已可算是盡了職責。

有朋友說,那麼整場群眾運動豈非徒勞無功?既然對話無奈地要拉倒,事件最終將如何解決?如何才能將中央政府與港人的立場拉近?筆者沒有水晶球,不能預見事情最終如何解決。不過,如何解決事情的起步點則是清晰的。

中英談判解困 承認中國主權

回想1982至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時,社會長期不安,港人大量向外移民。事情解決的起步點,就是英國和港人先後全面接受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於是,有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基本法的頒布實施,確保資本主義經濟及港人生活方式50年不變。回歸後17年來,一國兩制落實,港人續享多方面的自由和繁榮穩定的局面。

筆者曾在本欄撰文論及,只要我們撥開所有所謂真、假普選的政治語言,泛民要求的,是要建構一個不顧中央憂慮的特首選舉制度。而過去兩周,網上廣泛流傳外國勢力與事件發展的千絲萬縷關係,王毅外長走訪美國之後,事態又峰迴路轉,多位群眾運動領袖的中堅分子,忽然態度轉變,勸喻群眾離場。不論背後動機為何,皆可緩解局面。可見傳聞猶如空穴來風,事出有因。

國家形勢複雜 易惹中港誤會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下,試圖脫離一國兩制的框架,建構一個毋須兼顧中央政府憂慮的特首選舉制度,當然容易引起兩地誤會。若顏色革命及港獨疑雲高懸香港上空,就算大學生只是擁崇高理想,為港人爭取政治權益,不涉外部勢力,亦有逆水行舟之苦。

所以,大學生要為政改尋求出路,起步點就如1982至84年時一樣,承認歷史及政治現實,接受國家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從既重一國亦重兩制的觀點出發,建構一個兼顧一國和兩制的特首選舉制度。使未來特首既能代表港人,亦不會與中央政府對抗。

若能由此起步,重新建立京、港兩地互信。筆者才敢對政改成功抱樂觀態度。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10月10日

原圖:bastillepost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