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特首選舉正式完結，接下來就是籌組下屆特區政府，直面政治挑戰。然而，危機總是在沒有預警下發生，正如上屆政府本打算克服「地產霸權」，結果一場反國民教育抗爭，令社會不斷放大內地與香港矛盾；又如現屆政府原以為通過「一地兩檢」棘手，最後過程卻尚算順利，反而那條技術含量甚高、兼以協助被害人家庭出發的《逃犯條例》修訂，竟演變出黑暴，並最終發展至今日之境。

正因如此，下屆政府在「通關」和「加快房屋供應」這兩大難題上，估計總可以做出一些成績，或至低限度能夠恰當地做好公眾期望管理；倒是以下3個問題，卻有機會因為官員專注不足或處理手法不夠深入，而突變成為危機：

（一）內部問題：公務員改革替換形式--李家超的政綱起首表明，將提升管治能力，並增強統籌執行，但觀乎坊間反應與政黨批評，似乎皆有把問題簡化為「政務官因循程序而礙事」及「AO不夠愛國」之輿論導向；又有意見提出，官僚如不達標，應加強懲處，以及引入考核機制。

倘換政務職系 需時長難度高

正如本欄3月底的分析，箇中關鍵在於AO乃程序和公文的專家，新班子若打算繞過現有制度，換走原先由政務職系負責的崗位，改由其他人頂上，往往說易行難，畢竟有關經驗其實相當專門（公文用字涉法律後果），需要時間累積，期間的學習過程亦很大機會還是由AO代筆；遑論換走一批人總得2至3年，那又會到了任期屆滿之時，故實際變化未必明顯，於是引致民眾期望落空，衍生新的危機。

還有一條路，就是根據李家超仕途經歷，找來一眾剛退休的警務人才，以及其他制服團隊的退休人士，在各層級協助施政，包括前綫的民政工作、中層的流程協調、乃至高層的監管調控。

此安排無疑能讓一些行動為本又熟悉政府運作的制服團隊人員，取代部門官僚，從而突破因循舊框架所出現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施政模式，代價則是所謂「文Vs武」兩種不同文化衝擊之下，勢將產生從未預視過的內部矛盾。

（二）外部問題：新香港論述--新班子除了要面對以上內部矛盾，對外還有一大難題，那就是如何頂住西方輿論壓力，因為西方對中國施壓，香港必然成為磨心；至於具體抹黑手段，則是不斷提出一國兩制已經變形走樣，甚至名存實亡，但實情是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制度和管治方式仍然大大不同。

挑戰在於，本港許多「深藍KOLs」乃至議員全面吹捧國家的制度優勢，並指香港這套行不通，於是反過來應驗了西方誣陷香港「愈來愈像一國一制」。要突破這種怪異之裏應外合（即深藍陣營與西方說法接軌），特區政府必須破舊立新以正視聽，也就是提出一套強而有力的「新香港論述」，始能如李家超的競選口號所言：開新篇。

提新論述振人心 為港開新篇

既是新論述，則必須脫離老生常談的「獅子山精神」，也不可再以那條「用到爛」的港島北天際綫（即中銀及滙豐總行加上國金二期和會展的那條綫）代表This is Hong Kong，更不能把《獅子山下》以舊曲新詞方式作「萬能key」。過度聚焦執行，便沒有inspiration及aspiration（可理解為「啟發靈感以帶來希望」），人人營營役役，社會整體能量水平下降，那就不其然會衍生下一波危機。

觀乎整場特首選舉，猶如走過場一般，試問新班子能否突破過往的保守說法，提出讓人眼前一亮的新論述？振奮人心的香港故事隨處可見，關鍵在於高官願不願意感性，試舉一例：有位丈夫在外地工作時，伴隨他的懷孕妻子某個晚上想吃港式「雞蛋仔」，卻遍尋不果，結果激發起這位「愛妻號」的科研決心，最終聯同生產力促進局，成功研發以人工智能操作的雪藏雞蛋仔生產綫，今天更賣到歐洲，成就了Hong Kong waffle--「以愛觸發科研」之感性故事，又有多少官員願意擁抱，並說得動聽？

（三）夾在內外之間的全社會問題：固體廢物處理--每天棄置堆填區的垃圾，廚餘約佔3成，佔都市固體廢物比例最高（超過3,000噸），可是相關回收設施O．PARK1運作超過3年，距每日回收200噸廚餘的目標相差甚遠（不夠120公噸，客觀現實是市場不會有企業付運輸費用到廚餘回收中心）；固然更大問題是O．PARK1尚未滿額，而O．PARK2卻快將在下屆政府任內開幕，將可再多收每日300噸，試問到時如何以「結果為目標」回收到足夠數量的廚餘？

然後去年幾經辛苦才在立法會延任時得以通過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政府答應了籌備期為18個月，也就是最遲須在明年3月落地，卻有政黨正醞釀拖遲實施；還有在梁振英任特首時已承諾會推行的「膠樽生產者責任制」，至今屆政府完結之際，不單仍未見草案縱影，連執行「按樽」的具體方案也未落實，但回收膠樽工場最遲下月便必須正式運作。

至於環保署一直大力推薦的「中央收膠樽先導計劃」，只有每月幾十噸；就算較順利的「綠在區區」，亦不過每月回收約200噸，乃每日堆填2,300噸塑膠之一成。

宜擬定後備方案 作期望管理

內地高度重視回收減碳，反觀香港，雖然有廚餘回收設施，卻收了3年也不夠量；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要籌備一年半也夠長了吧，竟可能拖到法例通過兩年仍未實施；積極與業界討論按樽機制也有6年，但連法例及營運模式雛形亦欠奉，試問又有多「積極」？

除非不理用甚麼方法，也要官員及相關營辦商達至回收廚餘、膠樽及其他垃圾的一系列「硬指標」--那才算以結果為目標，否則不單止是生態危機，更是中央對特區執行能力失信心的管治危機。

總結上述分析與推演，一如本文首段指出，危機往往是在沒有預警下才發生--假若新一屆特區政府盡早就以上3大問題做好準備，包括對內擬定後備方案，對外則透過公眾教育作期望管理，居安思危，才不會釀成更大危機。

原文轉載至《經濟日報》2022年5月9日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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