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特首李家超聯同立法會議員考察大灣區，各司局長亦先後到訪內地，增進陸港交流，尋找相互進一步發展新機遇。回看過去的香港，陷於各種政治角力，社會嚴重內耗，更囿於「積極不干預」思維，致令香港貧富懸殊、住屋等問題持續發酵，成了2019年黑暴借修例爆發的助燃。
今日的香港，全面再出發：新一屆政府體現出全力拚經濟的魄力，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步伐一路狂飆，嶄新的產業政策思維逐步取代「不作為」風格；未來的香港，需要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不搞福利主義、平均主義下解決深層次矛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未來工作只多不少，可謂「任重而道遠」。
香港的治理難題相當複雜，千頭萬緒不知從何下手，其實簡要言之：一切政治問題的根本就是經濟及民生問題。
新加坡常是香港的比較對象，其不少經驗、施政理念都有可取處。李光耀曾說：「再多的政治教育、討論或煽動，也比不上你們（新加坡人）有這些切身利益來得有效」，「切身利益」就是民眾能獲得的實利，李光耀深諳「有恒產（既指產業，亦指資產）者有恒心」的道理，洞察到新加坡民眾對擁有自住房屋的懇切需求，推動「居者有其屋」政策大建組屋（值得一提，政策參考了香港經驗），使政治穩定大幅提升。我國改革開放也是這種「務實主義」的體現。如何促成「人心回歸」，直擊香港政治經濟問題的癥結？先看資產及產業與民生的關係。
我們可由以下幾項數據看香港民生之多艱。
根據《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策介入前，香港的貧窮率為23.6%，貧窮人口高達165萬以上，為歷年新高；堅尼系數達0.539，高於英、澳、日等發達國家；接近一半的長者屬於貧窮人口。換言之，約每4人中，就有一個屬於貧窮人口。
上述的貧窮情況是按照收入計算的，除收入外，還應從「資產」的角度思考。
貧富兩極致青年躺平
參考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售價及租金指數」，由2003年樓市觸底反彈開始，至2020年，樓價在17年內上升超過3倍，租金升近兩倍，而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則僅升67%，買樓租樓均覺吃力。這個情況全球皆有，擁有資產者的財富增值速度，比勞動收入所得的要快得多，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年初，統計處公布「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報告，揭示劏房問題愈趨嚴重。據2021年中期人口統計，全港約有超過10.7萬個劏房（未清楚是否包括籠屋），比2016年時增加約17%；劏房租金中位數亦由2016年的4500元增加至2021年的5000元，令人憂慮的是，劏房戶的住戶入息及學歷都上升，愈來愈多高學歷的年輕人入住。另外，目前公屋申請數目仍高達23萬個，一般輪侯時間長達5.9年，再創新高，離3年上樓目標甚遠。
情況如同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論述的「r大於g」現象，資本的收益率（return on capital）大於經濟增長率（growth），財富便會高度集中，勞動者更加追不上日益騰貴的商品，這實在讓人憂心：社會要如何運作？
本地人工智能市場調查公司Votee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以10分為滿分，港人在去年的快樂指數為5.6分，在亞太區7個地區中墊底，當中90後、00後的年輕人對前景最悲觀失望；另一邊廂，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2021年底世界各經濟體人均GDP數據中，香港的人均GDP達到4.92萬美元，全球排名20，絕對不差，但卻與快樂指數的排行相反。就筆者的角度而言，在國家大力支持，加上本屆政府積極有為的努力下，本人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但甚多年輕人對自身前途一片迷惘、焦躁、抑鬱，「佛系躺平」，更有部分中等收入人士選擇移民，何解？
有說香港的「中產」人數佔打工仔八成以上，按照「國際標準」，香港入息中位數為月入港幣19000元，即介乎9500元至28500元的都是「中產」，問題看似不大。但實際情況如何？2002年香港GDP總量為1663億美元，新加坡是925億美元，香港大幅領先；到疫情前的2021年，香港GDP為3681億美元，增加約1.2倍，新加坡則是3970億美元，增加3.3倍，已反超香港289億美元。新加坡去年人均GDP達到7.94萬美元，大幅超越香港的4.97萬美元。再看儲蓄率（即可支配收入減除開支，再除以GDP），星、港分別是49.2%及27.3%，各項對比，香港都大幅落後，何解？若比人口，香港730萬，新加坡則只有590萬，更見香港輸了幾個馬位，必須力追！
名義「中產」最不快樂
香港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長期乏力，自然導致「中產」人士收入亦裹足不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交通費、電費等多年來基本上有加無減，加上「裴聲國際」的高房價及租金，「中產」人士「壓力山大」，這也是導致香港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地區的主要原因。若只滿足於「中產」的數字名目，很容易陷入理解誤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提出的一個概念，用以描述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本身賴以成長的策略不再奏效，內生動力不足導致收入停滯不前。香港在上世紀的經濟起飛被視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良好示範，國家則正在備戰未來5至10年後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好全方位改革，轉型升級，否則只靠以往密集低廉勞動力、資本、能源要素驅動的粗放式發展，恐怕不能維持競爭優勢。雖然如此，中國卻在各項國際調查中表現甚佳。2022年艾德曼（Edelman）政府信任指數，中國排名第一（91%）；法國民調機構益普索集團（Ipsos）調查發現，在32個國家中，中國幸福感指數最高。香港雖然是名義上高收入的地區，快樂指數卻墊底，而堅尼系數更在全球前列，這樣的情況下，即便大部分人都是名義上的「中產」，又如何？香港是進入了「高等收入陷阱」嗎？
除了土地房屋及生活成本相關的民生問題急待解決之外，香港之另一大難題是產業結構缺乏多元化，甚至趨向單一化。香港有蓬勃的金融業，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豐富的金融資源本來是好事，但因種種原因，在高度（甚至過度）依賴金融業的同時，未能有效禆益實體經濟，更忽略製造業（特別是先進製造業）。
香港金融業的生產總值佔GDP近四分之一，就業貢獻率卻不足一成。過去三年疫情，香港各行業飽受煎熬，唯獨金融業一枝獨秀錄得增長，其他行業全面萎縮。事實上，過去20年間，「四大產業」除了金融業的產值、工資及就業有增長外，其餘三大產業（貿易及物流、專業、旅遊）的工資中位數難有寸進，如計算購買力，部分甚至有負增長。製造業的情況更為惡劣，疫情以外，更受中美角力雙重打擊。
香港製造業流失嚴重，其對本地經濟貢獻從1980年的23.7%一直下降至現今的約1%，完全空洞化，經濟重心全面走向服務業，年輕人的職業選擇少是必然的事。此外，香港的土地資產與金融業高度綑綁，二者利益相連，互相增強以資產推動發展的迴路，社會財富及收入高度集中於此兩行業，加上全球資金泛濫，導致擁有資產者愈富，但靠勞力者愈發追不上資產的增幅，形成有產者與無產者（The have & the have not）的社會矛盾，這亦是國內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再者，人們目光也只集中在短期獲利的業務，不願意對其他行業投資，亦變相打壓本地創新空間。
再工業化重振製造業
製造業的貢獻不僅在產值上，它能支撐大量就業，隨着科技進步，技術（及半技術）工人的再培訓機會、收入增長機會也與之並增；而且，蓬勃的製造業提供貨源增量，這又能帶動一系列的服務業鏈條發展，如上游的研發、設計，及下游的包裝、品牌營銷等，更可帶動各類專業服務如法律、會計、金融等。可見製造業的就業成數比較高，而本質上，製造業整體的可貿易性亦相對較高，對一個地方的國民收入覆蓋面更廣。
再從現今準備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角度來看，先進製造業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提升整體生產率而言，製造業與服務業有本質差別：製造業的創新集中於工藝、技術、產品上的創新，而服務業的創新主要在品牌營銷等軟性的增值上，製造業推動的技術進步，是令整條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移的關鍵，這在現屆特區政府銳意推動的「再工業化」中，足見其受重視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美西方國家所倡導的製造業回流戰略，例如美國不惜破壞國際自由貿易規則，軟硬兼施迫使台積電的芯片及韓國電子業到美國設廠或與美國合作，一些西方國家亦限制高端製造業及技術輸出，不只為了緩和國內就業、收入兩極矛盾，而是與新一輪數字技術戰略布局乃至國家安全有密切相關。隨着進入人工智能、雲計算和雲存儲時代，世界對芯片研發及製造、數據傳輸設施等的需求與日俱增，不僅虛擬的數字來自物理實體，分析、存儲和傳輸也依賴於物理實體，製造業肩負重任。其他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行業亦有類似趨勢。
香港要發展的屬於「高端製造業」，把創新研發與製造業高度結合，形成足以產出經濟新增長點、創造新職位的生態，均衡產業結構，這才是香港未來打破「高等收入陷阱」的方略。筆者認為，政府發展創科的路線是正確的，「創科藍圖」目標推動本地製造業佔GDP比例在10年內從1%上升至5%，量似小，但對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推動不小，問題是怎麼推動？
香港目前設有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及22間中國科學院聯合實驗室，又具備世界一流的大學科研團隊，多所大學多次贏得日內瓦國際創科發明獎、設計創新獎等，例如理工大學曾經是研發新能源電動車方面的先行者（如MyCar），問題是如何把這些力量輻射釋放？香港基礎研究強，但缺乏轉化能力，而大灣區則集聚了各類先進製造業的價值鏈部分，特區政府應該主動撮合兩者有機結合，透過與大灣區的製造業互補，將香港的研發成果轉化為成品及商品，使其市場化，更可受惠於內地龐大市場，而香港的國際化環境、金融法律體系等，對拓展國際市場、制定創科行業規則、保護科研專利等均大派用場。
宜推優惠育本地科企
長遠而言，香港需有產業鏈環節在手，得靠具競爭力的政策助力，如財稅、土地、人才、研發等優惠，既要培育本地初創科企成長壯大，亦要吸引一流企業在港落戶，兩條腿走路，以產生良性循環，帶動更多人才、企業、資金進入。為何華為、小米、騰訊等都落戶在深圳，連出自香港的大疆也棄港轉投深圳發展？這些都不是憑空產生的，放眼全球，包括歐美國家及以科技見稱的以色列，均有「從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及扶持業界發展。
產業與人才是發展成功的關鍵，兩者常是雞蛋與雞的關係。以色列與美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廣納全球人才。二戰後，大量德國科學家被安排前往美國，以色列亦吸納大量俄羅斯科學家，直到現在，以色列依舊大力投資科研，超過5% GDP，位列全球第一，反觀香港在科研的投入佔GDP不足0.8%。以色列擁有的專利權數目排在全球前列、在創業板Nasdag上市的初創企業數量全球第三，只在美、中之後，人均創投資額全球第一，是美國的2.5倍；國際科技巨企如Intel, IBM, Microsoft等都在以色列設有科研中心。
以色列透過創新科技，在資源匱乏的荒蕪沙漠發展農業，不但自給自足，更能出口至歐洲國家、英國等地，讓人讚嘆，當地政府為推動創新產業文化，成立了世界公認成功的政府主導型投資引導基金Yozma計劃，由政府直接投資本地初創企業，及聯合國內外私人投資者共同注資風投基金，雙管齊下，達成了相當不錯的槓桿效應──平均投入每項基金800萬美元，撬動1200萬美元的社會資金，以四比六的槓桿，形成創投產業的催化劑。以色列的初創企業存活率高達60%，30年間Yozma所投的科技初創公司已有39家在全球市場IPO上市，即平均每年有1.3家成功上市，其中在美國IPO就有29家。戰績彪炳，堪作香港借鑑。
「有恒產者有恒心」是治理認知的前提，根本解法是「制民之產」，產業必須可以養家興邦，發展先進製造業關乎香港突破「高等收入陷阱」、創造民生就業的新出路，筆者期望政府能夠勠力奮進、砥礪前行，共勉之。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23年5月3日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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