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想和大家討論一個已經討論過很多次的問題 – 參與暴動的人，是否仍然適合擁有註冊社工資格、可以繼續出任社工。話說，2019年7月1日，大批暴徒襲擊及闖入立法會大樓，瘋狂破壞大樓內多項設施，事後部分人士被控暴動罪。相關案件昨日開審，包括港大學生會前會長、現為註冊社工的孫曉嵐，以及國安疑犯劉頴匡等七人承認暴動罪，而「撐暴藝人」王宗堯等數名被告則否認暴動，其中王宗堯則承認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孫曉嵐是「標誌性人物」
本來已經很久沒有在節目中討論過2019年反修例暴動相關的案件，今次之所以特別想討論有關個案，除了因為案件的性質十分嚴重之外，被告之一孫曉嵐的背景及出庭認罪前在社交網站上的發文，亦是我特別想討論此個案的理由之一。雖然孫曉嵐在香港社會的知名度不算太高，但我們都不能否認，其背景和言行，確實代表著好一部分香港的年輕人，尤其是指支持暴動、參與暴動的那一批，而時至今日，像孫曉嵐一類的「標誌性人物」，仍然深深影響著香港的年輕人。
雖然孫曉嵐已經認罪，但由於仍然未判刑，故此今次我不會觸及任何案情內容。我想談的，是孫曉嵐在昨日開審前，在個人社交網站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只能節錄部分我認為極為「過份」的內容，她說：「身為運動較早期就已經被捕檢控的人，一開初我還是戰意高昂，打算放手一搏，但這幾年政治上的變更、公民社會的萎縮和執法、立法、司法機關墮落的速度是始料不及，客觀環境條件上的限制和個人承受能力的退步，令我在最後的時間對審訊時可作的抗爭有所動搖。」
「認罪」就等如有「悔意」嗎？
孫曉嵐又稱：「我的付出很大程度是基於對這個地方的愛和所愛的人，當然也是為了深信的價值」、「我承認我的無能，我未能在法庭這個平台敘述出七一立法會案的本質和抗爭者的不同面貌，更要懦弱地接受威權一方的妄言誹謗。」她在文章中最後稱：「我由始至終都沒有為爭取自由、公義、民主而後悔。2023年，我在香港，身在牢獄，但我的思想仍然自由。」
我只想問一句，大家認為，孫曉嵐這一段「開審前的最後自白」，當中有沒有一絲絲的悔意？如果大家跟我一樣，都認為這名暴動犯沒有任何悔意的話，那麼為何她要認罪？箇中是否有任何技術性考慮？還是那一句，由於此案仍然未審結，我作為負責任的評論人，現階段實在不宜作過度深入的探討，這一點留給大家細味。
孫曉嵐的個案，帶出另一個問題，到底暴動犯人，是否仍然適合擔任社工。翻查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公開資料，孫曉嵐的社工註冊仍然生效，今年9月才會到期，而及至今年4月，她仍然在一個負責香港兒童權利事宜的獨立機構中擔任項目主任。
公開支持「港獨」的社工？
孫曉嵐本人，由擔任大學學生會會長開始，便長期公開支持「港獨」，她在這一方面的立場有沒有改變，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她沒有公開收回相關主張就是了。那麼在現行註冊制度之下，一個支持「港獨」，並且承認干犯暴動罪的人，是否仍然可以註冊為社會工作者呢？答案是令人失望的「可以」。
根據現行《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社會工作者註冊局須拒絕讓任何曾在香港，被裁定干犯條例附表2「令某人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工作者的罪行」中所列罪行者，註冊為社會工作者。附表2所列罪行，主要涉及國安罪行、性罪行、部分暴力罪行和針對拐帶兒童及少年的罪行；至於「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毀壞」和「縱火」等在反修例暴動期間非法常見罪行，在今日的機制下則並非必然會被停牌。
事實上，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只要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同意，任何註冊社工如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任何可判處監禁的罪行，註冊局亦可作紀律處分，但觀乎以往的經驗，對不起，我不認為註冊局會作出處分的決定。
只應給予機會有悔意的人
我知道近期有很多人走出來，說大家要盡量給予機會犯過錯的年輕人，要協助他們重過正常生活、融入社會。我相信提出這些建議的，絕大部分都是出於良好意願，希望犯過事的年輕人反躬自省後，可以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同時貢獻社會，為建設香港出一分力。對於給予年輕人改過自新的機會，我們當然不應該反對，但前提是，這些年輕人願意承擔罪責，並且對自己所作所為有真正的悔意。
給予年輕人機會的唯一理由，是希望他們重投社會後，不會重蹈覆轍、不會繼續走那條激進和暴力的不歸路。然而，對於那些沒有真誠懺悔、拒絕洗心革面的犯人，若然一味盲目的給予機會和寬恕，實際上只會是對社會和黎民百姓殘忍，而且是非常的殘忍。
參與暴動的人，若是根本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錯，我們真的仍然應該讓他們擔任可以接觸不同群體的註冊社工嗎？我們又應該盲目為這些人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透過工作去宣揚自己那套「無怨無悔」的犯罪理念嗎？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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