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廂，政界出身的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施覺民突然請辭，在香港政法界激起一陣漣漪，浪濤被引向《港區國安法》和香港沒有三權分立論，觸發「法治被干預」的憂慮；那邊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逝世引發的共和民主兩黨的人選「爭奪戰」，雖是赤裸裸「以行政、立法影響司法」的政治角力，各界卻以理所當然的態度看待。如此懸殊的觀念落差，背後有何迷思和省思？

澳洲籍的施覺民日前不作交代便辭任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但在真相未明之際，有外媒引述他稱辭職與《港區國安法》有關，亦有澳洲記者推斷涉及香港沒有三權分立論，令事件出現偏向式發酵。有法律界人士隨即潑污法治，指稱法治可能已「被損」、「被敲響喪鐘」甚至「被發出死亡證」。事情真的如此？我們應該注意到：

第一，即使外媒的有關說法屬實，但只是施覺民的個人觀感和意向，其想法是對是錯？是偏是全？都因欠缺完整的說明交代而謎團未解，因而對其辭職決定，應予尊重，但不應按己意放大，甚至作出意有所指的質疑。

第二，根據《基本法》，終院法官雖由行政長官任命，並需徵得立法會同意，但因尊重「司法獨立」而向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主導，行政立法都僅按程序行使職權；至於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來港工作安排，亦概由終院首席法官決定。因此，有關法官的任免和運作，從不存在所謂政治干預或施壓的情況。

第三，與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或黨派政治不同，香港法院的功能絕非解決政治問題，而僅就法律問題作出裁決。因此，任命法官雖是寧缺莫濫，但《基本法》亦只訂明兩項條件，即司法和專業才能，對法官的個人政治觀點或其他意見不予考慮，而公眾也不應對終院法官妄加政治標籤或屬性。

第四，香港的法治原則，以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都得到《基本法》的憲制保障，《港區國安法》也不會影響司法獨立和司法制度的暢順運作。至於法官，則肩負着行使司法權的憲制責任，除需嚴格遵照法律條文和精神審理案件，還應秉持大局思維和社會使命感，全面考量其裁決會否牴觸香港社會價值觀念，及其對政治、經濟或社會層面帶來的重大影響。

第五，《基本法》雖然列明特區法院可聘用外籍法官，但香港回歸已逾23年，中央對港亦已實施全面管治，而香港的司法制度排名更位居國際前列，加上在施覺民離職後，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人數仍多達13人，與分別僅4人的常任法官和本地非常任法官，人數不成比例。我們宜應趁藉今次事件，全面檢視終院非常任法官的作用和組成，特別是對涉及特區的憲制秩序和國家安全等案件的安排，讓終院和整體司法運作能適時調整，與時並進。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9月23日

原圖：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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