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話，為了香港的未來，有一件事一定要做，有一件事絕對不能做﹗//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當晚97年6月30號，我在台上，因為我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一個副主任。由於參加了整個收回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包括起草《基本法》等等。由84年做到97年，13年的時間，終於五星紅旗升上去，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在香港實施史無前例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偉大的構想終於完成，那時候心情很激動。

1997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港人講地》獨家專訪時，回憶起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在現場見證五星紅旗及特區區旗升起一刻的心情。25年過去，曾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CY認為，《基本法》的初心是什麼呢？

梁振英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或者概括的概念，現在已經是法律。而且有條文、白紙黑字訂得相當具體的法律，《基本法》在1990年頒布，1990年之前在香港進行了4、5年，至今為止最大規模、最深入的諮詢工作。當年很多的諮詢文件、諮詢報告，我至今仍保存著，當時亦都很勤力，到處落區聽市民大眾、各行各業、各階層的意見。大家的意見很清楚，我們都亦都將這些意見寫成各種各樣的報告，將這些報告疊起來，我相信有人那麼高。

當時的民意很清楚，就是香港是國家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等等。因為香港對中國有這些方面的價值，因此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等。讓香港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同時由香港人去治理香港，而且經過中央的授權，有高度自治的權力，這個非常清楚。

這25年以來，有一句說話經常聽到：「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CY對這句話有什麼觀察呢？

他說：160條的《基本法》在1990年通過，「一國兩制」有沒有走樣？有沒有變形？我們要看《基本法》。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就是撰寫一部《基本法》，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以《基本法》規定之，《聯合聲明》這樣寫，《基本法》寫進去，是否真的不變？

所以那個「不變」亦都是當時香港市民一個很普遍的訴求，因此我們不能夠說今天

香港人傾向變了，香港不再是一個經濟城市，我們要搞政治，我們要搞政治城市。又或者香港人的那個所謂民主意識提升了，因此我們要關門自己搞一套民主，就不理會中央的的權力。又或者我們要公民提名，我們不要提名委員會提名，這不是我們當日《基本法》規定，亦都不是香港市民原本的民意。

在哪一條文上有人試圖將它變形，譬如說《基本法》講明，如果普選行政長官的話，要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有人當年搞「佔中」，有人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這就是試圖讓它走樣，試圖讓它變形。

普選也好或者選舉委員會選舉也好，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當選人需要中央任命的，這亦都是《基本法》中列明。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也有，如果有人說民主，什麼叫民主，我們自己關門選了行政長官出來，那個就是行政長官，不需要中央任命，想去中央化，這亦是違反《基本法》，違反《聯合聲明》的。這是意圖讓「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樣。

CY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也十分重要。如何正確理解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呢？

他說：有些反對派的誤導的說法，說什麼權力來自人民，我們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作為一個城市說權力來自人民，這個權力非常有限的。人民能夠授的權力，只能夠好像倫敦市民賦予倫敦市長的權力，非常非常有限的。為何我們會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因為是中央通過任命的行政長官賦予額外的權力。無論是財政權、立法權

行政權都大很多，這些權力來自中央的。

對於香港的未來，梁振英說有一件事要做，有一件事不能做。

放低政治爭拗，我們要知道香港不是一個搞政治，更加不要利用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這個事實，搞國際政治，例如搞中美關係當中的一些政治問題。2019年黎智英等人，還有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去美國要求美國制裁中國、制裁香港，這是絕對錯。我們要放下不斷搞政治那種心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根據《基本法》處理好香港的內部問題，處理好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問題，這些都是我要做。另外我們要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多去內地跑，多去國外跑，我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因此對香港社會逐步解決長期以來困擾香港民生的問題，我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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