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及警方高層，近日先後多次向公眾表示，向已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和集會施加一定條件，讓執法人員可以識別哪些是涉事公眾活動的真正參加者，對維護公眾秩序及避免2019年反修例暴動的相關情況至關重要；早前，已解散的政治組織、曾經收受美國資金的職工盟，其兩名前核心成員，即前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以個人名義申請五一遊行，事件在社會隨即引起一番討論。
前職工盟要員申請遊行
據媒體報道，兩人前晚在社交媒體稱，上周五（21日）應邀與警方開會，被問及用以公布申請遊行的facebook專頁「香港五一遊行2023（申請中）」上，有兩則留言提及「即使喺英國都撐大家，加油」及「使唔使帶架生？」，負責的警方人員詢問兩人，是否認識留言者及會怎樣處理。另外，警方亦問到包括如何識別遊行參與者、申辦遊行經費來源、如何避免「暴力團伙」騎劫遊行等，又指警方提到今年五一黃金周料有大量遊客到訪港島區，遊行或造成擠擁及道路阻塞。
警方至今仍未決定是否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筆者認為實屬正常不過。事實上，即使沒有內部資料，任何作為旁觀者的人看到來自前職工盟要員要申請遊行，也一定會加倍小心，畢竟這個組織劣跡斑斑、前科纍纍，任何負責任的公共秩序守護者亦絕不可以掉以輕心。
識別遊行參加者身份乃主辦方責任
在談到為何要對前職工盟成員的申請特別留神之前，不若讓我們先討論一下，到底警方為何要向黃迺元及杜振豪等人提出相關問題。第一，如何識別遊行參加者；關於這一點，坊間一直都有誤解，質疑識別遊行參加者理應是警方的責任，為何反過來要遊行主辦者去做呢？其實，之所以有此等錯誤的觀念，只因四個字：習非成是。以往，警方基於在香港舉行的遊行，性質大都和平、秩序大都良好，故此審批「不反對通知書」時，大都以相對寬鬆的態度去處理。
然而，眾所周知，在香港由反對派舉行的遊行示威，近年其實已有愈趨失控的情況，直到2019年就更加是達到暴力的極致。在2019年反修例暴動期間，就發生過多次警方因為遊行失控，開始發生暴力事件，而被迫在遊行途中宣布停止和解散遊行的情況。出現這種情況的理由，很大程度源於遊行舉辦者的管理不善，無法識別哪些是和平示威者、哪些是混入遊行隊伍當中的暴徒，最終導致上述的情況發生。
法例早訂明遊行組織者的責任
今日香港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等公眾活動的法例，是《公安條例》；相關法例中其實早已清楚列明，「在每次公眾遊行中，遊行的組織人或(如他不出席)由他指定代替他行事的人，須在整個遊行進行期間出席；而整個遊行進行期間均須維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全」，在此我倒想問一問質疑警方要求的人，如果連識別哪些人是遊行參加者、哪些人是混入遊行隊伍，意圖製造混亂的弄事者，那麼作為遊行的主辦者和組織人，到底可以如何符合《公安條例》的要求，在整個遊行期間維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全？
大家必須先清楚明白一點，要求遊行組織者維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全，並不是新設的要求，而是早已有之法定要求，如今警方所做的，只不過是依法辦事，不單並非想阻止遊行舉行，反而是想盡辦法，例如要求遊行參加者掛上一個小小的號碼牌，藉以識別他們參加者的身份，希望協助遊行可以在安全和不會影響公共秩序的情況下繼續，為何社會卻因此出現一些盲目和偏頗的質疑和反對聲音？
職工盟曾收受美國捐款
第二，要求黃迺元及杜振豪，交代申辦是次遊行的經費來源。要解釋警方這要求，原因就更簡單，全因為職工盟這個組織，當年曾經收受來自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的捐款，有指數額達到千萬計港元，而即使單計算當年職工盟公布的數字，那筆捐款亦至少達到數百萬。一個有這種「前科」的組織，如今雖然已經解散，唯其前成員卻跑出來以「個人名義」申辦遊行，警方要求交代經費來源，其實亦非常合理。任何人若是提出質疑，這只證明，他們對職工盟實在太不了解。
總括而言，遊行示威集會，確是《基本法》保障下香港市民的權利，惟一如《基本法》中所保障的絕大部分權利，遊行示威的權利並不是絕對，而是可以被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制訂的法律所限制。我們都不希望2019年反修例暴動的情況再次在香港出現，故此我認為，香港市民亦應該支持警方以嚴肅和嚴謹的態度去審批「不反對通知書」，過度的寬鬆，易令和平遊行示威變成暴力的溫床，這是每一名真正愛香港市民所不樂見。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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