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預算案宣讀日子臨近，各階層和團體都會積極發聲，爭取其最大的利益。這種你爭我奪，在任何開放社會都是在所難免。

理財原則不變 演繹卻有彈性

當然，作為最後負責分配資源、決定稅收的財政司司長，就要面對四方八面的要求。既要決定誰多誰少，也要衡量總體支出水平。而過去10多年一直沿用的所謂理財哲學，又在你爭我奪之下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不能完全倚賴作為財政預算案的護身符。

特首的施政報告，市民的反應當然重要，但還只是停留在叫好還是不叫好的層次。所謂致謝動議，只是表面的政治動作。而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對於這種政治動作，也相信早已打了輸數，是否致謝也無關宏旨。但財政預算案則不是要求立法會致謝，而是實實在在要求通過撥款，票在議員手，其政治上的敏感和重要，大家可以猜得到。

《基本法》當然對香港的理財原則有所規範。而事實上，《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也是沿於香港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一些成功經驗。但目前社會情況已經完全改變，這些大原則可以保留，但如何演繹，恐怕不能一成不變，又或者在尺度上完全不予彈性。

而事實上，大原則之所謂大原則，就是虛多於實，例如審慎理財，就可以非常彈性。跟全世界相比，香港的財政儲備都在前列水平，這固然是審慎理財的結果。但把儲備定在4,000億、5,000億，那是否代表不審慎？又或者儲備停留在目前的7,000億左右水平，又是不是適當審慎？那如果由7,000億升到8,000億，又是不是過分審慎？

概而言之，儲備由4,000億到8,000億，其實都可以算是審慎理財。但在哪個水平落墨，那又可以人言人殊，又或者是具政治影響力者勝。

其他所謂哲學和原則，其實都是大同小異，例如量入為出，也有點玄之又玄。甚麼是量入，固然沒有一個定案，因為稅率稅種不可能一成不變，過去也試過有增有減。就算在低稅率和簡單稅制的大原則下，可變的空間仍然甚多，過去也曾減少酒稅和遺產稅，也討論過增開銷售稅。所以用來量入的量，也是有很大的彈性，而不是在此時此刻的水平不可。

步希臘後塵？ 無知的恐嚇

審慎理財，量入為出這些哲學和原則，沒有人會提出質疑，也不需要提出質疑。因為就算同意這些哲學和原則，也可以有很大的彈性和空間。而增加100億、200億的開支，其實仍然在這個哲學的專屬範圍之內。搞些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家庭補貼，就說香港走上希臘的道路，這種言論，不但是恐嚇，更是空洞無知的恐嚇。

面對社會各階層和團體之間的你爭我奪，我們很難再用那些其實爭議不大的原則和哲學去解釋。因為在現時的客觀情況，這些原則和哲學不可能平息爭議。

與其再去討論這些原則和哲學，不如實實在在去檢視我們的現實情況，以及應對措施的合適性和有效性。我們參考很多的財務指標，都是以1997年為基點。但碰巧97年是財政交接和經濟處於最亢奮的高點，所以造成800億的盈餘。以此為基點，那往後的稅收就偏低，開支就偏高。如果不以此為基點，香港開支增幅遠高於收入增幅的情況就大有不同。

過分審慎 反致開支受壓

對於開支，我們應該考慮其可持續性，那其實也取決於我們收入的可持續性。如果我們以過分審慎的心態去衡量我們的收入，我們的經常性開支就會受壓，那就造成大量盈餘。

而事實上，對政府開支的社會壓力，其實就是來自這些巨額的盈餘。當盈餘開始減少，甚至儲備水平也開始向下調時，增加社會服務開支的壓力自然減少，這其實也是一種有效的調節機制。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 2014年2月7日

原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