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國家主席習近平剛結束出訪中亞，分別對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是近三年的疫情以來習主席首次出國訪問。一些評論分析把這次外訪的討論重點聚焦在兩點。第一，習主席外訪是否釋放出國家防疫政策將迎來調整放寬的訊號；第二，習主席在上合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會晤，會否釋放與烏克蘭戰事或中俄關係有關的新訊號。筆者沒有能力對此兩點作出判斷，但維持與中亞國家的關係並不止於國土安全意義，中亞地區亦是國家對外開放戰略上的重要經濟合作夥伴。
上合經貿增長潛力大
在出訪哈薩克之前，習主席9月13日在《哈薩克斯坦真理報》發表署名文章，題目為〈推動中哈關係在繼往開來中實現更大發展〉。所謂「繼往」，就是2013年9月習主席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首次向世界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就是「一帶一路」的前身。而「開來」，就是深化兩國在交通基建、商品貿易、新興產業發展、糧食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而這次上合組織的撒馬爾罕峰會，除了吸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作為成員國比較矚目以外，亦取得不少經貿合作方面的成果。例如，中國、俄羅斯、蒙古三國取得共識，加強「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其中正式啟動該走廊中線鐵路的升級改造和發展可行性研究，並強調建設俄羅斯經蒙古國通往中國的天然氣管道的戰略意義。
同時，中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三國也在峰會期間簽署了《關於中吉烏鐵路建設項目（吉境內段）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該條鐵路落成後將成為中國陸路貨運進入歐洲和中東的最短路線，比目前的最短路線節省約一周時間（900公里路程），對於國家的對外貿易有重要意義。
上合組織當之無愧是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的國際組織之一。2021年，上合組織成員國（含伊朗）的GDP總和達到23.5萬億美元，佔全球生產總值近四分之一，而同期歐盟加上英國的GDP總和為20萬億美元左右。
截至2021年底，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7.5萬億美元，但僅佔成員國外貿總額的10.3%；與之相比，歐盟27國和東盟十國的內部貿易額分別佔其成員國外貿總額的50%和21%。從數據清晰可見，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經貿合作仍有龐大的增長潛力。而是次撒馬爾罕峰會宣言提出擴大和深化成員國之間在金融、投資、工業、交通、能源、農業等領域的合作，聯合制定和實施有關規劃和項目。
香港雖然不在上合組織具備正式成員地位，但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顯然也屬於上合組織成員國之內，而且是當中最重要的國際自由港之一。面對全球經濟發展中心東移至亞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全方位進行遏制，以及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新分布的宏觀背景下，一個國際自由港不但是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橋頭堡，更可以在區域經濟合作中擔起舉足輕重的角色。
回顧歷史，自由港在促進國際經貿關係中扮演特別重要的作用。最早期，自由港通過減免貨物進出口的關稅，吸引物流集散，通過規模集散來降低貿易成本，擴大轉口貿易。因此，所有的自由港在發展初期都有蓬勃的碼頭業務以及廣泛的區域乃至全球貨運網絡。
隨着國際貨物運輸量激增，不少自由港亦衍生出倉庫和物流、出口加工、船務代理、貿易批發、銀行保險等業務，而隨着資金和人才的積累，不少自由港更發展成為經濟要素聚集的區域商業中心，並朝向國際金融、國際法律、國際海事服務等高端服務業的方向發展。部分具備條件的自由港更發展出煉油、石油化工、船舶維修、港口機械設備等高增值工業，帶動當地經濟全面向高端產業轉型，同時促進多元化產業發展。因此，雖然自由港在早期階段的發展十分依賴其地理位置的優勢，但當有一定的優質商業要素匯聚以後，自由港本身亦會進行產業轉型升級，為自己開拓更多的新優勢。
香港疫情亦算相對可控，目前對外資金流、貨物流的恢復相對較快，唯獨是人流方面未能趕上疫情前的水平，並對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優勢造成一定影響。但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而言，疫情所帶來的影響肯定是短暫的，更重要的是盡早謀劃一切「復常」後的發展規劃，長遠而言利用好香港作為自由港的既有優勢，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西方圍堵下扮演窗口
而香港的國際自由港優勢定必要配合國家對外開放大戰略。去年底，習主席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時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同世界和亞太各成員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今年，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香港要對接國家戰略，發揮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窗口作用，在構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着重要功能。
正如「一國兩制」不會變、不需要變，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戰略同樣不會動搖。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框架下，國家需要發揮自身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吸納優質的國際資金、人才、人力、企業、市場、文化、資訊等資源加入到國民社會經濟發展當中。
香港擁有強大的吸納國際資源的能力，而配合國家發展戰略與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是「二位一體」的。尤其是「圍堵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國內跨黨派的共識，美國慫恿西方世界圍堵中國的政策不見得會變，香港正正可以從中扮演窗口角色，利用「一國兩制」給予我們的制度優勢，為國家的對外開放戰略服務。
第一，強化海外經貿辦和貿發局海外辦事處的功能。目前，特區政府海外經貿辦與貿發局合計有超過60個海外辦事處，分布於內地及海外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一方面應積極主動協助港商和內地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另一方面應積極主動及以各種方法、渠道，向當地各層級官員、行業代表、非政府組織等，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
經過三年多的社會暴亂和疫情影響，香港在國際市場的名聲和吸引力大受削弱，不再是「有麝自然香」。而面對愈來愈激烈的國內和國際競爭，香港需要有危機感，並必須反危為動力，並將之轉化成行動。在明確的政策目標下，政府有必要為所有駐內地和海外的政府或公營機構辦事處，訂立可量化的年度或半年度表現績效指標（KPI），積極主動出擊，為香港企業開拓商機、配對業務、撮合交易、爭取政策、搶納人才、「招商引資，招才引智」。
第二，持續支持和拓展香港的體外經濟發展。離岸貿易是指本地貿易公司離岸進行採購貨品並在國際市場進行再銷售，但某些貨品不經香港而直接運付，公司通過採購佣金、貨物轉售或從中提供增值服務而獲取利潤。根據官方統計數字，自2006年起，每年香港的離岸貨品貿易貨值都高於轉口貨值；2020年，香港離岸貨品貿易貨值達4.2萬億港元，而同年香港的GDP只有約2.7萬億港元。
7000間外企為港發聲
亞洲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如火如荼，加上區域內中產人口上升帶動消費力提高，愈來愈多企業將亞洲視為出口市場，再加上RCEP的實施，亞洲經濟體之間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將會愈來愈緊密。「擴大內需」正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支撐點，而香港則可以善用自己同時熟悉國內外市場的優勢，既為自己發掘商機，亦能助力強化內地和海外市場的經貿聯繫，為引進來及走出去的「雙循環」戰略作出貢獻。
第三，用好在港的外商外企資源。香港有約7000間外國企業，並有近20萬來自歐美、東盟及全球各國和地區的人員，主要從事金融、法律、諮詢、學術研究等高增值行業。不少企業已經扎根香港多年，一些外來人員亦以香港為家，亦十分願意為香港發聲。常說香港是國家和國際兩邊的「超級聯繫人」，而外商則扮演該國的「超級聯繫人」。他們對香港的了解是切身的，而不是僅看一些偏頗的外媒報道。
不少外國駐港商會及外來人員對香港有一定期盼，亦希望更好地促進中國與其本國的良好關係。港府應重視這一些外國商會及外來人員資源及網絡，一方面鼓勵及有系統地協助他們進一步開拓內地商機，並更多通過實體考察、聯誼、網上交流等各種形式，協助他們進一步了解中國內地的最新發展、對接內地企業、聯繫各省市官員等，增強香港的窗口功能。
港府亦應該恒常游說及推動外國駐港商會等反過來對該國的經濟及貿易政策進行政策游說，為西方日漸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降溫，既為國家擴大開放盡點綿力，也為自己爭取更多商機，所謂「一為神功，二為弟子」。
第四，積極動員非政府網絡，做好民間外交工作。香港有充沛的公民社會資源，例如各類民間基金會、智庫（例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團結香港基金等）、大學、青年機構、鄉親社團等各種非政府組織，亦有不少本地社會賢達與外國的社會有較密切聯繫。這正正是構建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以及多年來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優勢積累下來的寶貴資源。
通過實體互訪、國際論壇、學術文化交流、體育慶典盛事、大學獎助學金、青年領袖活動等，香港有優勢亦應該用好國際社會熟悉的語言及手法來講好中國故事。如何引導國際輿論、構建國際敍事，以正面積極態度看待中國，亦是香港重要的窗口功能之一，也是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助力，香港有能力、有責任承擔此任務。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22年9月21日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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