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元旦，香港從早到晚都有遊行集會，支持和反對政府的團體共舉辦了多場大型集會遊行，表達對特首施政的期望，以及對政府的不同政見和訴求，甚至是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不滿。全日的遊行秩序相對理性平和，街站的擺設亦能依循警方的指揮。然而，事過卻境未遷，遊行應否設街站，演化成後續新議題。

進行和平集會及和平遊行，是《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所保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集會和遊行是兩種不同的形式，集會通常不會有遊行，但遊行前後則多數有集會。至於街站，則是近年遊行活動中新加插的「多元表達」項目，主辦單位通常借申領「臨時小販牌」去「開站」，這並不屬於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範疇。

公眾可能以為遊行是「主角」，街站只屬配襯形式的「茄喱啡」，但有遊行搞手向筆者表示，這種主次關係近年經已換位。他解釋說，香港每年約有四千個大大小小的遊行活動，絕大部分是衝着政府而行，政府總部和立法會成為最主要的遊行終點站，現時兩者同處一地，令遊行路綫難有選擇，短綫遊行由遮打花園起步，長綫則由維園開始，年年如此，變得例行公事，公眾亦難有感覺。因此，在遊行完畢後鬧事，已成為激進派的變招，「街站文化」則是遊行組織者的創意開拓。

據介紹，在大型遊行活動中設置街站，可說是名利雙收、一舉五得。第一，與遊行人士互動，彼此互叫口號，激化群眾氣氛，亦令口號效果更強。第二，讓遊行活動「嘉年華會化」，減輕政治色彩，提升對「普羅市民」的吸引力。第三，通過「嗌咪」和派傳單，直接向遊行人士和路過市民進行宣傳，包括宣傳遊行主題以外的其他訊息。第四，為政治新人或已落選的舊人提供政治活動舞台，去年的「七． 一」遊行，街站更成為立法會候選人的拉票站。第五，街頭募捐，而且收穫甚豐，以今年的元旦遊行為例，粗略統計，單是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和工黨等四個泛民政黨，當日的籌款額便多達六十七萬元。

市民聚集 引致擠塞

然而，對於一般參與遊行的市民，以及社會的整體利益，卻引發不少反思。第一，基於市場機制，街站爭相設於人流密集，甚至是樽頸位的地點，豐富多姿的街站文化，亦吸引遊行市民聚集或放慢步伐，造成擠塞效應。在歷次的大型遊行，逾三公里的行程中，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寸步難行，甚至要在維園呆等兩至三個小時才能起步，維園附近地鐵站出口亦須緊急封閉，着實情何以堪！如何平衡政黨團體、參與遊行人士，以及沿途居民商戶的利益，着實需要深思。

第二，根據《公安條例》，遊行須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考慮點只在於有關遊行路綫，以及沿途設立的街站是否影響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但在遊行群眾和執法者之間，存在一個微妙的容忍空間，這需要通過公眾討論，達致互讓包容。今年的元旦遊行，街站數目只有約三十個，遠較去年七一遊行為少，規模亦明顯縮減，警方亦是勸而不告，正好體現彼此克制才會雙贏的大道理，往後呢？

第三，街站文化存在多年，若要「一刀切」式禁絕，恐難符合公眾期許，甚至引發不必要的反彈。目前要做的，就是相關部門在批出「臨時小販牌」，要加強審批，避免出現過多過濫，甚至渾水摸魚的情況，警方亦要妥善處理與有關團體的協商工作，減免不必要的猜疑。

第四，在執法方面，警方應與相關部門共同研議審批街站的準則，明確公布，讓相關團體知所遵從，更要嚴格執法，減縮當中的酌情空間。更重要的是，既是以「臨時小販牌」的身分開設街站，有關執法標準，就須與其他流動小販相同。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2013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