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回歸25周年前夕，接受《港人講地》獨家專訪。他認為在「一國兩制」安排下，香港經濟發展相當好，英國無資格指指點點，他更列舉一系列數字，比較香港與英國的發展情況，讓數字說話，而「一國兩制」的成功更是不言而喻，提醒港人不要妄自菲薄。

1997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當時以中方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交接儀式的梁振英，憶述他在見證五星紅旗和特區區旗升起的一刻時心情很激動。被問到「一國兩制」有沒有變形、走樣時，梁振英強調，大家對《基本法》的初心就是「不變」，反而是提出要由公民提名行政長官人選的人，才是試圖讓它走樣、變形。

梁振英強調香港不是一個政治城市，而是經濟城市，疫情下要拼經濟要有所犧牲。他更認為，香港應積極思考如何做到與內地通關，即使是要接受一定日數的隔離也是值得的。他又呼籲打算離開香港的市民要想清楚，衡量事業發展和家庭的代價後再作決定。

問題：香港回歸25年以來最難忘時刻是甚麼？

梁振英：當然是特區成立，當日晚上中國對香港恢復主權之後特區成立，當晚97年6月30號我在台上，因為我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一個副主任，我是中方代表團的一分子，那時候心情很激動。由於參加了整個收回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程序，包括起草《基本法》等等，由1984年做到1997年一共13年，終於五星紅旗升上去，我們恢復行使主權。

但是當晚還有個午夜立法（即有些法例必須在特區成立之後馬上要立法的），我當時是臨時立法會的議員，臨時立法會要立即開會，接著回家睡幾小時，翌日早上就參加特別行政區成立，與主要官員還有行政長官的宣誓儀式，當天既忙碌亦都緊張，同時心情很愉快。因為考慮到香港的歷史，我們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到我們決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實施史無前例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偉大的構想終於完成，所以是非常難忘的。

問題：回顧25年，「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嗎？

梁振英：我們值得將今天的香港與97年的香港比較、將今天的香港與今天的英國比較，這自己比自己、自己比較他人，我們會比較立體、比較客觀，知道香港過去25年發展如何。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特別行政區過去25年，經濟社會發展其實相當好的，所以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先比較英國，97年的時候香港的人均GDP低於英國2%，今日我們高於英國12%，說明甚麼？說明我們經濟發展得好，由於經濟發展，我們有基礎，可以在民生其他方面做很多事情。另外就是我們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這是聯合國計算出來的指數，今日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全球排第4， 英國排13，新加坡則排11。另外，香港的病床數目每千人計算，我們比英國高出一倍以上，香港的預期壽命，比英國人的預期壽命高出3年以上，凡此種種就是我們與英國的比較。

再加上大家知道97年前，香港的地鐵、香港鐵路公司，以至地鐵的建造、管理，主要都是英國人的。今日英國最新建了那條伊利沙伯線鐵路，由香港鐵路公司過去管理。而我們香港鐵路公司，現在基本上是我們香港中國人管理的一間公司。所以今日英國憑甚麼經常在香港問題上指手畫腳？香港有些人憑甚麼用英國那套政治制度，來要求我們作為一個仿效的對象呢？

香港自己跟自己比較，過去25年，我們由政府資助的大學的學額增加以倍計，香港的人均壽命或者我們叫預期壽命不斷增加，香港在教育、醫療、福利這三方面的主要的民生支出，比97年的時候亦都以倍計，為甚麼我們可以做到這些？讓政府能夠用更多的公帑去照顧社會的弱勢社群，用作培養我們的青少年人，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起來。

另外一個是甚麼？我們跟內地的城市不同，我們不用上繳，如果打個比喻，就好像我們自己賺錢自己花，我們不用拿回家養父母或者幫弟妹，我們不需要上繳，而我們沒有國防外交方面的支出，亦都是中央負責，97前香港要負責英軍的駐港英軍叫軍費，97後《基本法》寫明，我們不需要付軍費，97年英國人收我們最後一筆駐軍軍費，當年大概8億港幣，25年前8億元是很大筆錢。

今日我們不需要付一分錢，我們作為一個城市，你如果看看我們公共財政的支出，比較譬如新加坡這一類地方，她有相當龐大的國防支出、外交經費的支出，但我們沒有，我們省了一筆錢。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一來不應該妄自菲薄；二來我們要知道，經濟發展是一切的基礎；第三、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我們得到國家很多優待，讓我們的錢可以用在香港市民身上，令到我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有進步。

問題：有一句說話常常聽到，「『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25年來有沒有走樣變形？

梁振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或者概括的概念，現在已經是法律，而且有條文、白紙黑字，訂得相當具體的法律。《基本法》在1990年頒布，1990年之前，我們花了4年多、5年時間，聽我們同胞意見，在香港進行了，在內地也有，也是香港至今為止最大規模、最深入的諮詢工作。

根據這些意見，160條的《基本法》在1990年通過，「一國兩制」有沒有走樣？有沒有變形？我們要看《基本法》在哪一條文上有人試圖將它變形，譬如說《基本法》講明，如果普選行政長官的話，要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原文就是一句這樣的說話。有人當年搞「佔中」，他說「公民提名必不可少」，這就是試圖讓它走樣、試圖讓它變形。

如果有人說民主，甚麼叫民主？我們自己關門選了行政長官出來，那個就是行政長官，不需要中央任命，想去中央化，這亦是違反《基本法》、違反《聯合聲明》的。這是意圖讓「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走樣，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不應該再講一些概念，而是具體看《基本法》的條文是甚麼，有另一句說話就是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

當年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就是，《基本法》寫進去是否真的不變？1990年頒布《基本法》，我覺得很好，但是過了十年、八年、廿年、卅年，你又變怎樣？所以那個「不變」亦都是當時香港市民一個很普遍的訴求。因此我們不能夠說今天香港人傾向變了，香港不再是一個經濟城市，我們要搞政治、搞政治城市，又或者香港人所謂民主意識提升了，因此我們要關門自己搞一套民主，就不理會中央的的權力，又或者我們要公民提名，不要提名委員會提名，這不是我們當日《基本法》規定，亦不是香港市民原本的民意。

當時的民意很清楚，就是香港是國家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等等，因為香港對中國有這些方面的價值，因此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等。讓香港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同時由香港人去治理香港，而且經過中央的授權有高度自治的權力。

另一方面很值得談及的是甚麼？就是香港民主的本質，是地方性民主，而不是主權國家的民主。如果香港人不是「高度自治」的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的權力，只能夠等同倫敦、巴黎、東京、紐約市長的權力，是很小的權力。但是為何我們會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因為是中央通過任命的行政長官，通過這個任命賦予額外的權力，這些權力來自中央的。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之後，就明白到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香港脫離英國的管治，並沒有好像新加坡變成一個主權國家。

問題：回顧回歸25年以來，香港得到了甚麼？失去或錯失了甚麼？需要學習甚麼？要放下甚麼？要拿起甚麼？

梁振英：放低政治爭拗，我們要知道香港不是一個搞政治的城市，更加不要利用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去搞國際政治，例如搞中美關係當中的一些政治問題。2019年黎智英等人，還有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去美國要求美國制裁中國、制裁香港，這是絕對錯的！

那放下甚麼呢？我相信我們要放下那種不斷搞政治的心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根據《基本法》處理好香港的內部問題，處理好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另外，我們要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多去內地跑、多去國外跑。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社會逐步解決長期以來困擾香港民生的問題，我是充滿信心的。

問題：新一屆特區政府多名官員已被美國制裁，香港打國際線會否越來越困難？在這背景下如何讓香港繼續當好國家對外窗口的角色？

梁振英：今時今日在這個世界上，被美國制裁不應該是一個障礙，其實在好多我們的夥伴國家，完全知道美國今日在國際社會上站位是甚麼、他的實力是甚麼。對一些國家來說，我們有官員被美國制裁，就是他本人的一個榮譽勳章，我覺得不應該妨礙我們的官員出訪談合作，這是一點；第二點，香港有很龐大的民間力量，我們的商會、專業團體、非政府組織，長期不斷去組織一些外訪團，向當地介紹香港怎麼去做一個超級聯繫人。讓外國的經貿合作夥伴知道，不僅在香港有他的市場，通過香港更可以進入整個廣東、大灣區城市的市場，從而進入中國內地的市場。

我們要去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不應該守株待兔。民間的力量將會是很重要的補充，往往民間的說話對別人來說更加有說服力。

問題：在大灣區的城市中，與深圳、廣州比較，深圳廣州先後超越香港，展望未來，香港如何做好經濟城市的角色？

梁振英：大灣區的廣東城市，於過去一段時間發展速度非常之快，我覺得香港今天發展至到這個水平，我們不能夠奢望香港，會有大灣區的廣東城市如深圳這樣的發展速度，但同時，我認爲我們由亂及治之後，香港能夠將精力和時間集中去做好經濟，經濟發展速度會比過去那段時間更快。

我們可以為青年人提供更加理想的就業以及事業發展機會，政府亦有更好的財政收入，來做社會民生方面做更多的事，所以我們通過和大灣區廣東城市合作，機會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相互不知道對方可以提供甚麼合作機會的問題。我相信香港人、香港的工商、金融、專業界，無論是老闆或者是受薪的職員，他們都會看到機會，也將這些機會轉化成經濟發展的成果。

問題：您提到不知道，您過去經常走訪內地城市，這些情況有改善嗎？有沒有一些例子，連你也不知道？

梁振英：去年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即超過100天在中國內地東西南北地跑，當然跑大灣區廣東城市跑得更加多，每到一個地方聽到的、看到的，都令我不其然地說同樣的話，就是「我也經常來，為何連我都不知道？」當地的官員或者企業界朋友就說，「這些是我們公開的，我們網站那裏有那些資料、新的政策、新的發展，或者在傳媒都有報道過。」他們說甚麼呢？他們說「梁主席，我們不知道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對方有很多事情能夠怎麼合作，我們不知道，更加重要的，我們不知道對方不知道，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為甚麼我在一段時間自己經常寫一下東西，或者接受傳媒訪問，就是希望做好這項相互溝通、解釋說明的工作，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過去兩三年先有黑暴再有疫情，令我們和大灣區廣東城市來往基本上是斷絕。

我覺得我們要坐言起行，不能守株待兔。我們要比較一下，如果我們不接受隔離，到內地那裏跑，重新建立和內地的關係，掌握這些機遇，我們的損失是甚麼？一定日數的隔離有時候我們也要接受。我們知道對個人來說、對家庭生活來說，都是一種付出、是一種犧牲，但我們在當地活動的時候，就令我們香港和南沙的合作關係能上一個新的台階，所以要想我們是否真的不能接受一定日數的隔離呢？

問題：香港未來如何把握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機遇？

梁振英：應該首先說的是，我在內地這5年跑得很多，直至今天來說，內地任何一個去的省、自治區、市都非常重視香港的作用，重視和香港的合作關係，尤其是你越向他們介紹香港有甚麼新功能、新作用等等，他們越想和香港合作。所以，首先我們排除一些人的誤解，說現在內地發展起來，香港這個地方沒用了，絕對不是這樣的。

習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的時候，他回顧了1978年至2018年這40年，香港、澳門地區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作用，然後他提出了四個新的希望。這四個新的希望是很值得拿出來和香港社會分享，就是和「更加積極主動」這六個字開始的，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這三個在國家層面，第三個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香港很多人沒想過，我們國家的治理在實踐過程當中，香港是怎樣更加積極主動去參與。第四個是國際層面，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際人文交流。

習主席雖然指出四個方面，但是同一個態度，就是「更加積極主動」，意思就是說你知道了之後，就不能坐在這裏說或者聽，要更加積極主動助力、促進、融入等等，中央最高領導人，以及剛剛說的地方領導人、地方企業很清楚，香港這個兄弟是幫到手的、可以合作的、大家互利雙贏。接著我們就要做事了，介紹香港可以做甚麼？我們在內地到處跑，更加重要的是，自己要組織起來，比如說，有三個重大平台前海、橫琴以及南沙，這些地方有甚麼機會？我鼓勵大家真的去看，不要被返內地要隔離所攔著。

問題：在兩個重要時間點前夕：97回歸、回歸25周年（50年不變走到一半），香港都出現了一波移民潮，你對此有何看法？

梁振英：兩者有一個本質上很大的不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中都有些移民潮，大多數是真移民，他們將身份證交出來。但是，今次香港人其實亦都清楚知道，譬如英國的經濟實力每況愈下、政府的管治能力亦都每況愈下，英國社會的撕裂亦越來越嚴重，所以今次他們去英國，其實不是移民而是移居，他們沒有將身份證交出來。在他計劃中，取得英國護照後就會回來。

我覺得任何人移居也好、移民也好，都要做好調查研究，因為對個人、對家庭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可逆轉的。當然，香港人有移居的自由，但實際情況如何？不妨看看97年前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的人回流到香港那段歷史，以及想想事業和家庭的代價，衡量過後才再作決定。

圖片來源：港人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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