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須有強大政治決心
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須有強大政治決心

我們將在10月份迎來兩個對香港未來五年發展有深刻意義的重大事件。第一,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將於10月16日在北京召開。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10月19日發表其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


然而,無論中央「二十大」人事變動如何,或坊間對於港府新管治班子的期望有多高,香港未來要再創輝煌,核心始終還是回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講話」中所提到的「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之上。


這篇講話由習主席親自來港發表,是國家對於香港未來發展高度重視和期盼的體現;這篇講話發表於回歸25周年這一關鍵時間點,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既回顧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年來的寶貴實踐經驗,也為未來25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特別行政區治理和制度建設提供明晰的方向和指引。


其中,習主席表示「一國兩制」是「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更兩次提到保持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向世人展示出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內行使兩種制度的廣闊胸襟,顯示國家對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莫大決心和充分信心。


香港回歸祖國後,即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但這並非等於「交給中央治理」;中央的支持、背書,以及港人充分參與特區治理的每一個環節,二者同樣重要,缺一不可,習近平主席曾說過,希望港澳能「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其所指也。在「四個必須」當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落實「愛國者治港」已經在中央果斷「出手」下回到正軌,並取得顯著的成果。而第四個必須,即「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以後共同努力,持續積極投入和爭取。


中央支持港獨特地位


習主席明確表示,中央「很珍視」並「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從戰略角度考慮,香港保持自己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香港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這一點毫不含糊。而這亦完全承繼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提出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定,即國家涉港事務的核心思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並未有改變。


須知道,「地位」和「優勢」是相對的;只「死守」既有優勢的城市肯定無法維持自己的獨特地位,所謂久守必失。中國內地城市的發展蒸蒸日上、亞洲乃至全球各大城市之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香港要真正做到「保持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必須主動出擊,謀改變、謀創新、謀突破。


大家普遍認為,金融、航運、貿易是香港的既有優勢,但2021年3月公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而非「維持」或「鞏固」。這意味着,即使在所謂的「傳統優勢」,香港仍有提升實力和競爭力的空間和需要。


金融方面,香港過往至今主要靠企業在港上市集資IPO「食糊」,其他例如期貨、債券、貴重金屬、大宗商品交易等未見活躍,仍有相當發展空間;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例如以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等)和數字貨幣上,同樣未見十分積極,仍有頗大發展潛力和空間。


航運則早在十年前已有滑落的跡象,香港碼頭業務自動化進度比世界上其他重要港口(大部分為亞洲區內)進度緩慢,法律、融資、保險等高增值航運服務業仍有提升空間。轉口貿易仍是香港對外貿易的重要支柱,但缺乏製造業導致香港在全球生產鏈當中缺乏參與,生產標準和貿易規則方面的國際話語權自然亦不高。


除了必須提升我們的傳統優勢,香港亦需要在國家的支持下建設好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本地的人口和市場規模有限,要在創科和文化方面取得顯著成果,在亞洲乃至國際層面突圍而出,必須善用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並通過制定明確、具競爭力的產業政策及規劃。


手持一手好牌再出發


例如,參考南韓政府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大力扶持及發展文化產業的成功例子,香港應主動導入及吸引更多國內和國際的優質企業、人才、技術等資源,並依託北部都會區和西九文化區主動扶持相關本地產業,更積極地對接國家在科創和文旅方面的宏觀發展策略,做好創科和文化藝術領域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之參與者及促成者。


香港坐擁約8000億元財政儲備、4萬多億元外匯基金、世界級金融體系、健全完備及西方熟悉的司法制度、國際級的基建和聯通全球的交通網絡、大量的國際化專業人才,更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等多項優勢,相信絕大部分的內地或外國政商界領袖來到香港,都會覺得香港比自己的地方綜合條件更好、國際聲譽更高。因為客觀上,香港根本就手持「一手好牌」!


要打好這一手牌,關鍵在於新一屆政府能否拿出足夠強大的領導魄力和管治決心,團結、引領及促進社會各界持份者,以回應習主席的「四點希望」,讓香港在回歸25年這一關鍵時間點,果斷揚起「再出發」的亮麗旗幟。


第一,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關乎改善各類政府行政措施與程序,縮短審批時間,及修改過時累贅甚至重複的法例,絕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回顧1997年回歸之時,新加坡整體及人均GDP都不及香港;25年後的今天,香港在經濟及民生方面都落後於新加坡。其中二大主因,乃是香港過去政治內耗及政府官僚程序主義所致。在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後,反對派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的政治問題已消除,我們要以「結果為目標」,與時間競賽,目標導向,追落後,大刀闊斧優化政府各項行政措施及程序,修繕過時陳舊的法例,並按社會發展需要,制定利商及惠民新政策。


部分可優化的政府措施與程序,並可加速各部門的審批環節甚至無需修改法例。以過渡性房屋計劃為例,元朗的「同心村」和江夏圍村兩個項目,共3800個單位,分別以一年多的時間「做足」一系列的城規、環評、交通評估等法定程序,再加以一年的時間(使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完成所有建設工程並讓市民入住。筆者亦以義工身份參與兩個過渡性房屋項目,涉及900個單位,亦同樣得到極速審批而推進中。雖然過渡性房屋的審批程序屬於簡易版,但以上例子說明,現有法例及程序中根本有甚多可優化及改善空間,亦體現了要加快發展也可以有「香港速度」。


行政審批程序宜簡化


又例如,筆者於1980年代初參與九龍灣麗晶花園「私人參建居屋(PSPS)」項目,共22幢住宅,約6000個單位,連停車場、商場等,從收到政府成功競投書函,經過所有法定審批程序,至完成整個項目建設,取得「入伙紙」,並交付房委會予市民入住,只用了22個月,屋邨至今仍是最成功及最受青睞的同類型居屋計劃之一。


反觀政府的資助房屋建設,雖獲豁免法定審批,建築技術亦大幅提升,但卻需要二至三倍甚至更長的時間;例如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兩者皆由1998年開始研究,至今26年,只有粉嶺北一個私人發展商住宅項目已啟動施工,公營房屋建設仍分毫未動,何解?說到底,行政審批程序及時間,都是由各政策局、各不同部門執行,處理速度以及優先次序,始終取決於掌握審批的各級政府主事官員、公務員、法定審批委員會等是否勇於擔當、是否緊密協調、是否急市民所急而與時間競賽、是否被程序主義騎劫、是否貫徹「以結果為目標」的理念。


未來十年時間,香港在土地開發、基建、鐵路、房屋等有龐大的建設需求,如果沿用現時政府各部門各自為政的多邊審批及監督模式,恐怕這些大型建設計劃將重蹈覆轍,難逃延誤及超支厄運。


香港目前的九個新市鎮共容納380多萬居民,沙田、大埔等新市鎮由1973「十年建屋計劃」開始建設,當年政府採用New Town Development Program,設立「新界拓展署」專責新市鎮發展計劃,在明確政策目標後,調派各部門人員專項負責新市鎮發展事宜,有關政府人員統一向「拓展署」下的「計劃(Program)」負責及問責。


同樣地,回歸前的「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包括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青馬大橋、機場鐵路、西區海底隧道、東涌新市鎮第一期等十大基建,亦是通過成立單一高層次統籌策劃委員會及「新機場工程統籌署(NAPCO)」統一向此「計劃(Program)」負責、問責及完成,直至交付使用。


相比近年各基建及新發展區的建設,政府卻以「項目Project」模式為基礎,多邊審批及監督的各部門互不隸屬、各自為政、沒有審批時限、協調不同意見費時失事等問題,是導致延誤及超支的主因。建議政府可採納已證明成功有效的「計劃(Program)」統一模式,以推行未來龐大的基建及土地房屋建設計劃。


另外,香港勞工短缺、基建工程及顧問公司被少數跨國集團壟斷,亦是不爭的事實。在保障本地勞工權益的前提下,政府可參考當年「機場核心計劃」的輸入外勞政策,為指定建設工程開放批量引進外勞的特殊通道。同樣,國內近年基建技術及能力超強,享有「中國速度」及「基建狂魔」美譽,政府應該開放思想,引入內地企業參與競投。加上今天的工程技術已大幅提升,累積管理經驗更為豐富,加上適當的政策配合,解決香港未來龐大基建計劃,絕對不是問題。


第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中美兩國競爭對香港「有危亦有機」。在一些西方國家內,有聲音認為應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並全力遏制中國崛起。然而,中國崛起背後不僅是「一個國家對陣另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問題,而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已經由西方世界轉移到亞洲;二戰結束後70年來,西方在社會、經濟、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輸出逐漸衰弱的趨勢相當明顯。


話雖如此,歐美仍是全球最重要的經貿投資及消費市場、科技創新源頭、高增值服務業聚集地,中國崛起絕不是、也絕不能完全取代西方多年來積聚的經濟文化實力。目前中國雖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只有美國約六分之一,國家發展潛力無可限量,中國與世界市場相互依存已成事實,而香港政府經貿辦及貿發局在全球及內地有六十多個辦事處,與全球各地華商、僑商、鄉親組織等皆有聯絡,加上香港本地有大量的外商和國際資源,香港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出擊,通過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互惠、互信交流合作,尤其是促進國家龐大製造業市場、消費市場、人力資源等與國際的連接與合作,已足以為香港帶來巨大的機遇、創造力及發展活力。


第三,切實排解民生憂難,一方面是解決貧窮、住屋問題,但另一方面,引導本地經濟更均衡發展,為社會創造上流機會,讓市場力量能促進社會財富更均衡分配,努力打造社會「共同富裕」,理應並駕齊驅,相輔相成。


金融是香港最強勁的單一產業,即使在疫情之下亦錄得產值和就業人口的增長。然而,其他各行業卻因疫情及整體經濟下行而相對萎縮,況且金融業本身可容納的就業人口有限,如果金融行業的財富增值及豐富資源未能用於扶持本地實體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上流機會,則只是一種「炒賣」,而並未能真正驅動經濟均衡發展,只會加劇貧富差距及社會矛盾。


擴大經濟產業結構


香港經濟結構及產業結構狹窄,不利社會均衡發展,新一屆政府務必朝產業多元化發展,引導金融資本輔助本地實體產業發展;另外,政府亦必須積極主動支持中小企蓬勃發展,例如政府的各類外判合約,無論是出售土地、基建工程、物料採購等,一向都「鍾情」大集團及大機構,新一屆政府務必將其適當分拆為較細,照顧本地中小微企,讓更多香港市民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第四,共同維護和諧穩定。港府需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通過改善官僚文化及施政效率、推出逆周期財政預算、增加財政投放於產業多元化及扶持本地中小微企、加快基建土地房屋建設、主動增強國際經貿合作等領域,為香港找到新經濟增長點,讓市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紅利,處理好貧窮、住屋等老大難問題。


正如習主席所說「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香港借助「一個兩制」的獨特地位與優勢,應該更加積極主動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讓市民「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香港市民自然會認同「一國兩制」是良政善治的最優策略,香港距離再創輝煌的日子亦不遠矣!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22年10月5日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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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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