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新篇 要改革,更要開放
開新篇 要改革,更要開放

回歸二十五年,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要開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提出要「同為香港開新篇」。他在競選政綱中強調「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未來施政將「以結果為目標」,帶給市民「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這確實給市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和對未來發展新的希望,筆者認為香港要開新篇,必須要改革,更要開放。

在當前疫情陰霾籠罩、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香港首先要面對防控疫情和疫後重建。但是哪怕恢復到修例風波和疫情以前的發展局勢,難道香港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回歸後長期困擾我們的「深層次矛盾」和發展乏力,難道就會消失了嗎?香港有很多內部問題持續窒礙經濟、社會和創科產業的穩定和發展。面對鄰近地區正在大步向前,香港若不想國際金融中心及龍頭城市地位褪色,絕不能再像以往般故步自封,也不能僅依靠中央政府「送大禮」。香港未來必須尋找新角色、新定位,從而推動香港真正重新出發。

破除既得利益團體阻撓

從高鐵事件開始,到新界東北發展再到修例風波,可以看到特區政府現有的諮詢架構和市民參與模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相比內地不斷推進改革,香港確實欠缺改革精神。探本溯源,不僅是由於特區政府遲遲未能下決心清除體制的弊端,社會也未能凝聚改革共識,相關利益團體更是對改革多加阻撓,結果就是香港改革延緩,社會、經濟、創科發展都無法向前推進。那麼,該如何推動香港進行改革呢?筆者認為,需要通過開放,以開放促進創新,以創新倒逼改革。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推動香港對外開放,就是向全球尋找新的市場、技術、資本和管理等領域的合作,通過引進新元素,與香港當前既有資源相結合,帶來新的驅動力,打破舊有的秩序。

況且,對香港而言,開放、改革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實施了一系列對外開放政策。麥理浩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開放金融業和工業,包括先後撤銷外匯管制、黃金交易管制,取消自1965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的規定,以及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和降低港元存款利息預扣稅等放寬外資銀行赴港開業措施,以此吸引美資、英資金融機構前往香港投資。為了提升香港的工業技術水準,麥理浩還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以此吸引外資前來香港投資工業。較少為人提及的是,麥理浩其實也重視向中國內地開放,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問中國的港督,改善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關係,並促進了兩地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

麥理浩對外進行開放,對內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最令外界記憶猶新的是,在其任內實施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推行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等重要改革措施。麥理浩的開放、改革措施,並沒有引來「鯊魚」,而是引來「鯰魚」 ,並產生「鯰魚效應」,通過內外部的創新、改革,令香港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大都會,奠定重要的基礎。

跳出「歐美化」國際視野

筆者認為,新一屆特區政府,在中央和新一屆立法會的支持下,絕對可以比麥理浩當年做得更好。香港應該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也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同時向人才開放,並在香港內部增強開放心態、凝聚開放共識,無懼「引狼入室」,更要「與狼共舞」,促使香港突破改革樽頸,推動香港再出發。

其一,在向國際社會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進一步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開放。

過去,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其國際化實際為「歐美化」,多數港人對世界的認知僅僅集中於歐、美、日及中東地區的少數幾國,且僅僅對上述國家中能影響股市、匯市波動的事興致勃勃,沒有興趣全面、深入到經濟、文化、社會及傳統等各領域中去。對其他的國家,港人往往興味索然,未能及時捕捉到眾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日新月異的變化,令香港喪失了不少發展機遇。當前,隨着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全球經貿秩序將面臨重大轉變,再加上中美關係每況愈下,香港如繼續只重視「歐美化」,優勢將轉為劣勢。

對此,香港可以更多把目光投向國際組織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中挖掘新機遇。除了應盡快加入RCEP,加強和東盟國家的經貿、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也可以作為日韓企業進入大灣區的主要平台和跳板。同時,香港應該改變出入境政策,對於RCEP國家主動開放多種簽證,歡迎他們來港營商、投資、就學以及通過香港進入內地。

擴大對內地專業開放

其二,在向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方面,香港應向內地開放醫療、教育等更多專業行業。

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不少行業發展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際水準。儘管香港的經濟與內地企業和市場關聯緊密,但與此同時,本地行業對內地的抗拒、封閉心態也異常強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累及自身發展。以醫療行業為例,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內地醫護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卻被本地醫療界視為洪水猛獸;內地廉價的檢測資源和試劑,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團極力抗拒,甚至橫加詆毀。到了第五波疫情嚴重,在緊急法授權下,才接受一批內地派出的醫護隊伍,而這些醫護對香港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事實上,中國醫護人員曾對逾百個國家及世衞組織、非盟等國際組織,提供過緊急援助,其醫療水準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內地的試劑,更是早已在數億人的龐大樣本中被證實效力。況且,數十萬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港人,也已習慣於內地接受醫療服務。

讓筆者感到欣慰的是,《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通過後,持認可醫學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如符合相關條件可申請特別註冊途徑來港,於公營醫療機構(即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醫生工作,並在服務一定年期、取得認可專科資格及通過評核後獲得正式註冊在港執業行醫。這是一個進步,但第一批公布的27個大學全部都是西方國家的大學,直至第二批名單才僅有上海復旦大學入選,但其入選的課程亦是培訓國際學生為主。而且計劃只限香港永久居民在外地培訓也不理想。想想看,培養一個醫生要投入多少資源?如果有內地甚至外國居民願意來香港做醫生,是對香港的貢獻,根本應該把醫生列入專才優才計劃,讓香港市民能夠享受到與這個城市匹配的每千人醫生數量。

開放教育行業的意義則更為深遠。去年筆者在全國人大提出的「爭取內地機構來港興辦中小學校建議」,得到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積極回饋。要引進內地學制的中學,就需要引進內地的教育機構、人才來港辦學、任教。今年筆者再提出「關於鼓勵國家頂尖高校在香港設立校區的建議」,早期可以先集中設研究生院和研究院,也可以與相關大學的大灣區校區聯合起來,讓學生可以在兩地修學分。同時建議特區政府放寬私立大學對於境外本科學生限制的上限,鼓勵大學針對東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招生。

廣納全球優才追尋「香港夢」

其三,香港特區政府要加大對人才的開放政策。

長期以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政府不僅缺乏吸引人才的政策,甚至存有不少「反人才」政策。特區政府早期的入境條例,是以不影響本地就業為前提,從而盡量刁難到香港工作的人才。雖然其後特區政府逐漸改善這些「反人才」政策,推出「專才」、「優才」計劃以吸引全球人才,但實際上門檻甚高。直到2018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人才清單」,才第一次提出在某些緊缺專業領域,可以毋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香港本地僱主聘任,但每年也僅有1,000個名額可供申請。

反觀美國,在上任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前,每年都發放8.5萬個H-1B簽證,供全球人才申請。其中2萬個簽證是給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其餘的則只需持有本科學位即可。事實上,要發展經濟、創新產業,僅靠博士和博士後人才並不足夠,同時也需大量來自全球的本科、碩士學位人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無論大小,其人才儲備基本都來源於國民,但美國的人才政策則可以從全世界60億的人口中,招募各類優秀人才為其所用,從而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科技強國。

歐洲同樣有此類優秀案例,在丹麥和瑞典的交界處、由厄勒海峽大橋連接在一起的「厄勒地區」,有來自兩岸的9所大學,16.5萬學生和1.2萬名研究人員在此建立了聯繫、合作。大量研究項目得以跨越地區界限,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豐富的人力資源來開展,瑞典不但獲得直通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新通道,丹麥的哥本哈根機場作為北歐國家中最繁忙的國際機場,也為「厄勒地區」的出行提供了更便利的選擇。哥本哈根的民眾則獲得緊鄰城市瑪律默較為廉價的資源,尤其是更寬敞、舒適的住房。這些條件和氛圍,令丹麥和瑞典兩國的科研合作有了進一步發展,促使「厄勒地區」發展成為歐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來自歐洲的大量高科技項目投資,例如價值14億歐元的中子設備、歐洲散裂中子源選址瑞典隆德等。

粵港澳大灣區完全能夠借鑒丹麥和瑞典,通過吸引人才的方式,發展各自的經濟和科技的經驗。香港應當積極吸納大灣區各城市的優秀人才,作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力量,此舉不僅有利於民眾、物流的往來,更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科技發展。

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應重新審視香港的入境政策,參考美國的J-1短期交流簽證、H-1B簽證專業技術工作簽證和企業高級行政人員的L簽證等入境政策,讓來自全球各國、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城市的科技企業高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擁有世界各知名大學本科學位或以上的專業人士(「人才清單」中的某些緊缺專業領域人才),均能前往香港短期甚至長期工作,讓更多人才來創造「香港夢」,逐步消除困擾香港已久的創科產業和人才的「雞和蛋」問題。

管治班子要勇於「試錯」

其四,香港特區政府官員需要有更加開放和創新的心態。

一方面,特區政府官員需放棄制度自滿的意識,以更開放的心態迎接新時代帶來的改變。過去不少特區政府官員緊抱「小政府、大市場」政策,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行之有效」。然而,行之有效並非代表就是最好,更不代表不能改善。正如,美國製片人David Stutman所言,「Complacency is the enemy of progress」(自滿是進步的敵人)。

雖然香港曾經在經濟、金融領域長期領先中國內地,導致特區政府官員乃至不少香港市民充滿優越感,縱使香港社會、經濟等出現問題,他們仍然將責任歸咎於國際局勢劇變、外部打壓等「外來因素」,極少對自身原因作出反思,錯過了許多改革的契機。

以資訊科技行業為例,早在千禧年第一個科網熱潮出現之際,香港曾是世界電子政務和服務的先行者,不管是八達通、智慧身份證、還是即時全額結算系統(RTGS),以及電子交易立法,都領先於亞洲乃至全球。但二十年後的今天,不僅沒有推陳出新,甚至電子交易條例更是在2004年之後,就一直沒有更新,遠遠未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而縱觀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國內地,卻借着後發優勢「彎道超車」,今天在立法、支付和電子政府服務等方面,均比香港領先不止一代。

又例如,筆者曾經擔任特區政府IT供應商高層,發現特區政府在招標書裏面,常提出的要求是「Proven system」。Proven System意指成熟的系統,既已成熟,何來創新? 當然,從風險角度去考慮,特區政府官員要求成熟的系統可以理解,但後果則是扼殺了創新,尤其是本地創新企業的參與。我認識一位香港的英國朋友,十多年前在香港開發了一套適合政府和銀行使用的智訊保安系統,但是他在香港卻無法找到任何政府、公營機構願意免費使用。他其後前往美國,將這套系統賣給美國的銀行,有了成功案例之後,香港的政府、市場才向他購買產品。

這種「重風險、輕創新」的保守心態,不僅存在於特區政府,也存在於各監管、公營機構以及多數本地的大企業。一方面是過去順風順水,普遍不願意冒風險創新,另一方面和這十幾年以來,香港各界對出錯的苛責態度也有關。如果一犯錯就永不翻身,誰也不願意「試錯」。這種不願「試錯」的心態,令香港在創新的路上長期落後於人。我認為,要改變現狀,特區政府需要培養懷抱創新的開放心態,官員需要更有創新思維,敢行、敢做、敢試,才能作出新的突破。市民和各界,也要有更大的「容錯」心態,支持特區政府「試錯」。

如果說麥理浩的改革開放是篳路藍縷,那麼,如今香港的改革開放則是披荊斬棘,尤其是要通過開放倒逼改革,猶如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不進則退,非進不可,各種風險挑戰躲不開也繞不過。但正所謂河流是用來跨越的、山峰是用來攀登的,如果特區政府官員、香港各界人士能夠以「已過千山萬水,仍需跋山涉水」的開放心態,奮楫不息、登山不止,相信香港未來可以在大亂之後迎來大治,重新再遠航出發。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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