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梁游宣誓風波，引發的不單是圍繞議員資格的釋法問題，事件更引往深層的國族歷史解說，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今謬論與歪理已然充斥香港社會，就如癌細胞潛藏於身體，積弊日久而不予正視，終至無可救藥之虞，市民大眾得予以防範。筆者以前總認為此等歷史怪論，只會出自侵華日軍、右翼政客口中，「中國豬」的貶詞是列強加諸我國的人身侮辱。現在，則由新晉「本土派」人士重新演繹，不禁疑問：若非旨在賣國與顛覆，後者何以能繼承前者衣缽？不但如此，「泛民」支持者在報章大談梁游行動情有可原，指「無非是針對共產黨政權，作出民主的良性互動」，更喻三百學者聯署為政治服務工具云云。此等言論，不分黑白對錯，既忽略了知識分子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的理性判斷，也漠視學者解讀史實的專業態度。

「泛民」包庇梁游 不分黑白對錯

政治與學術本來相去甚遠，但從政者一旦運用學理，以圖說服人民參與抗爭運動之時，便必須明白天秤的兩極存在平衡的真理，總要自省是否具備相應的道德和法理依據，才可承載政治的重任。梁游歷史知識到底有多少，師承自何方何派，本人並無興趣理會。但是，歷史時序錯亂如此，並機械地歸咎於中央政府和梁振英管治，與栽贓嫁禍的慣匪無異。

從區議會選戰開始，「青年新政」關心的是政治議題，不曾深究過書本學理，於是「口號」成為其表意的語言方式。「香港不是中國」固然朗朗上口，多來一個「支那」言論，其實與「鴨脷洲口音」的惡搞相似。他們看來，都是「燃點民主戰鬥的聖火」。依據類似的思想邏輯，他們愈走愈遠，今次延伸至中國人最傷痛的「南京大屠殺」，心術之複雜已超越國人的界限。游氏稱造成殺戮慘劇，共產黨難辭其咎，蓋看着國民黨死守南京，自己則在延安坐享其成，日後更以日軍遺下的武器發動內戰。

游梁述史一錯再錯 如栽贓嫁禍慣匪

驟眼觀之，指摘繪形繪聲，未涉獵此段歷史的人，很容易因國共其時對立，信以為真。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評價兩黨是非曲直總有個譜，不能抽離時代背景胡扯一通。游梁述史一錯再錯，臻至毫無愧色的地步，本人不妨在這裡講授一堂中國近代史，只述「南京大屠殺」的背景，便知錯謬之處甚多，其他游梁「偉論」留待下回駁斥。

「南京大屠殺」 昭示民族團結才不受外侮

歷史時空，可追溯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中日對峙格局。是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結束，日軍從華北迅速推進華中戰線，11月8日，日軍兵分兩路：一路以上海派遣軍之第9、13、16師團牽制沿滬寧線增援的中國部隊，另一路以第10軍之第6、18、114師團和國崎支隊向太湖以南集結，以切斷國軍的退路。是月中旬，中方遂派第23軍兩個獨立戰團由四川趕赴廣德、泗安等地，並委第57軍的第112師和自滬撤兵的第103師固守江陰，全力阻截日軍西進。半個月後廣德失守，日軍向南京右側包抄，形成對南京東南至西南面合圍之勢。12月1日，江陰失守，南京東面亦被日軍進佔。日本大本營見機不可失，在當天即下達第8號敕令，訓命「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佔敵國首都南京」。在日軍發動總攻擊下，國軍決定以總兵力10餘萬固守 (主要包括第74、66、83軍，以及第87、88、36師)，進行殊死的南京保衛戰。

在此3年之前，共產黨遭蔣介石五度圍剿，經歷了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抵延安的中國工農紅軍元氣大傷，所餘兵力不過46,000人。1937年8月22日，依據國共第二次合作協議，工農紅軍在陝北的主力且被編入國民政府軍的母體，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又改稱軍號為「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它的主要軍事任務，是作為第二戰區序列，在閻錫山的管轄下，進入晉北參與游擊戰鬥。

紅軍的另一核心兵力是新四軍，是當日未隨大隊突圍長征留在南方的部分游擊隊，兩黨在10月達成抗日協議後，便把散落在江浙、兩湖、江西、福建、廣東等八省紅軍和游擊隊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作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擔任蘇北、皖南地區的游擊工作。同年12月25日，總數只約1萬人的新四軍軍部始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其後又移至皖南歙縣。無論是八路軍或新四軍，紅軍從裝備、軍服以至軍餉，均依國民革命軍的編制，分統於南北不同地域。可以說，在1940年發生「皖南事變」，國共關係轉趨惡化以前，紅軍一直接受政府軍節制，以便策劃統一抗日戰線。

眾所周知，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令他長期陷於與共產黨對立的模式之中。按蔣氏豐富的軍事經驗，也料到早晚與日本必有一戰，而且戰爭爆發，日方將輕易取得華北與華中的控制優勢，使國民政府不得不作遷都西安或重慶的多方考慮。「南京大屠殺」慘劇最終發生，中國死難者近30萬，凡中華民族的兒女都視此為國難，無不哀痛悼念。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翻閱這段歷史的人，應具備基本的認知能力。與其歸罪1937年末鞭長莫及，編入國軍系統而人數有限的紅軍，倒不如認真考究作為軍事總指揮的蔣介石，如何審視對日作戰的時間表，並制訂何種對應的戰區方略。

從種種跡象顯示，蔣氏從未重視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政治深意，卻孜孜於各種不必要的清黨運動，以至黨內外離心對立者多。對於善於掌握中國國情，軟硬兼施的日本來說，軍閥混戰、國共內耗無疑是它入侵中國的最佳時機。30年代後期，日本派駐華北晉冀察，華中寧滬的軍政商以及大批情報人員，已視中國為砧上肥肉，隨時劍指南京。從盧溝橋戰事開始，迄上海戰役失守，國軍精銳部隊損耗達三分之一，為何慘敗如此呢？答案是他行軍過於自信，錯以為日漸虛弱的防守空間，可以長期換取打擊對手的時間。

「青年新政」已淪為笑話

歷史已說明蔣氏的安攘政策是雙輸的決定，設若將「剿共」精力，投放於國共合作的建設格局，遵照軍事專家意見，及早導入歐洲先進軍備及大戰略來強化國內軍事體系，日本未必會貿然進犯。「南京大屠殺」是中華民族至該大徹大悟的歷史教育，它告訴我們唯有在民族內部團結的情況下，中國才不受外侮。

游梁看錯的，不只是歷史研究中客觀的述事時序，硬要將「共產政權」標籤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對中國歷史也缺乏史家錢穆先生所說的溫情與敬意。一旦受人誤導，每把歷史材料當為政治揶揄的工具，偏偏又學藝未精，錯漏百出。如此下去，梁游及「青年新政」只會逐漸淪為公眾訕笑的對象，失落於政治參與的高地。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201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