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譚耀宗:如果沒有香港回歸,就沒有我的今天

73歲的譚耀宗,至今活躍在政壇上。


從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到見證香港回歸祖國政權交接儀式,再到參與《港區國安法》立法工作,如今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他,經歷了一系列「大時代的歷史性轉變」。


1985年,時任香港工聯會副理事長的譚耀宗,被任命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同年成為勞工界立法局議員。 1992年,他與多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建民主建港聯盟。如今,民建聯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政治團體。


「機會是國家給的,如果沒有香港回歸、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我的今天。」譚耀宗表示,「我會繼續努力,為愛國愛港事業、為『一國兩制』事業奮鬥終生。」


《基本法》起草過程透明度很高


《《羊城晚報》》:您曾擔任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哪些令您難忘的時刻或者事情?


譚耀宗: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涉及怎樣用法律條文來落實「一國兩制」的問題。坦白講,這個工作很不容易,因為我們以前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這項工作又說明中央有最大的誠意來推進「一國兩制」落實。


在《基本法》的整個起草過程中,我們希望通過《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給港人增加信心。因此,除了《基本法》的內容以外,整個起草過程也充滿了透明度和廣泛的諮詢——大家都可以提意見,都有機會參與。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內地和香港的委員都非常認真。比如,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職權問題。當時,對於立法會的權力範圍、立法會應該行使哪些職權,我們都非常小心地去討論、論證,力求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委員們甚至對每個標點符號都仔細斟酌。可以說,《基本法》中每個標點符號都有一定的含義。


《羊城晚報》:您剛剛說到《基本法》起草過程充滿了透明度,具體是怎麼體現的?


譚耀宗:比方說,我們每次去開會時,不管是小組會還是大會,都請記者來採訪。當時,香港媒體中有一批記者跟著我,每次開會時他們就在會議室外等著我們討論的初步結果,他們問得很詳細。


我記得,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在香港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交流的時候,記者們也都在場,一塊聽取意見,所以說透明度很高。


《羊城晚報》:這樣做是為了打消香港市民的擔憂?


譚耀宗:當時大家(香港市民)確實有些擔憂,覺得內地的發展跟香港比起來有差距。我們起草《基本法》的時候是1985年,內地改革開放才幾年時間,很多方面比較落後。所以,香港有些人擔心回歸後生活水平下降。另外,大家沒有經歷過「一國兩制」,對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有疑慮。等到香港《基本法》頒布的時候,香港社會的反應不錯,市民普遍很認同。


《羊城晚報》:香港回歸那天您在現場,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譚耀宗:我是香港回歸以後第一屆行政會議成員,當時跟著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參與了回歸前後的相關工作。我記得回歸那天晚上,我在香港會展中心參加了政權交接儀式,當時我就坐在主席台左手邊——香港官員那側。


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當時太激動了,覺得參與其中很光榮、很自豪。


希望民建聯培養更多治港人才


《羊城晚報》:您曾有一個顯著的身份——香港民建聯主席。 1992年,為什麼想要組建民建聯這樣一個政治團體?


譚耀宗:當時覺得香港未來要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需要治港的人才,而我們應該培養治港人才,所以在1992年,我們50來個人組建了民主建港聯盟(簡稱「民建聯」)。


今年是民建聯成立30周年,民建聯已經從最初的50多人發展到現在的4萬多人。這些人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民建聯在立法會裡的議員人數,也從最初只有我一人到現在有19人。另外,民建聯現在還有一批人進到特區政府擔任政府官員,社會影響力也大大提高了。


回過頭來看,民建聯30年來的變化不小,但我覺得做得還不夠,我們希望培養更多政治人才,有更大的擔當。


《羊城晚報》:30年來,民建聯的理念有沒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譚耀宗:愛國愛港、支持「一國兩制」,是民建聯成立之初到現在都一直堅持的原則。當然,不同時期我們做的工作不同。剛成立時,我們以香港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為重任。後來,我們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再後來,我們參與政治改革,討論怎樣讓香港既發展民主又發展民生,同時強調社會公平正義。在「修例風波」期間,我們發了很多聲明譴責「反中亂港」分子,堅決支持制定《港區國安法》。在香港面臨疫情的時候,我們積極協助香港抗疫。可以說,我們在每個時期都全力以赴,配合特區政府施政。


《羊城晚報》:1992年剛成立民建聯時,港英當局有沒有阻撓?


譚耀宗:沒有明顯的阻撓,但也沒有給予支持。我們成立那年,英國派彭定康來了。剛來的時候,彭定康對我們比較重視。後來,英國政策改變了,他們想利用政權交接的過渡期挑撥、組織一批反對派,方便在他們離開後對抗中央。而民建聯一直高舉愛國愛港的旗幟,彭定康對民建聯也就沒有好感了。當時,彭定康深知我們立場很堅定,不會被拉攏。


有中央支持就有信心戰勝困難


《羊城晚報》:這幾年,香港經歷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過程。您也參與了《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能說說立法過程中的故事嗎?


譚耀宗:是,過去幾年,「修例風波」曾讓香港變得沒有法治了,香港市民也受到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脅,亂得太過分了。《港區國安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那天,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室裡激動得眼淚都掉下來了。記者訪問我的時候,我一度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當時我覺得,有中央強大的支持,香港就有希望,香港就能得到恢復。果然,法律實施後,香港由亂到治。


《羊城晚報》:《港區國安法》實施兩年了,香港選舉制度也得到完善。就您的所見所聞,這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哪些變化?


譚耀宗:社會變穩定了,香港人對國家的認識也提高了。大家都能感受到,每當香港有困難時,國家都在全力以赴支持香港,用全國的力量幫助香港解決困難。我們認識到,有中央的支持,香港就有信心戰勝困難。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香港25年來的發展歷程給未來帶來哪些啟示?


譚耀宗:25年裏,令我難忘的日子不少。香港回歸後不久,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香港,中央大力支持幫助我們渡過難關。香港需要恢復經濟時,內地與我們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還推出了自由行政策。香港面臨「修例風波」時、香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時,中央果斷出手幫助香港。


25年裏,雖然我們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但我覺得這些困難和問題總是有辦法解決的。只要國家穩定、國家不斷發展,香港就充滿希望。


《羊城晚報》:回首走過的25年,您怎樣評價“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譚耀宗:我認為是成功的。當然,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內部的因素,我們需要好好總結經驗,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新困難。


圖片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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