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歲的譚耀宗，至今活躍在政壇上。

從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到見證香港回歸祖國政權交接儀式，再到參與《港區國安法》立法工作，如今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他，經歷了一系列「大時代的歷史性轉變」。

1985年，時任香港工聯會副理事長的譚耀宗，被任命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同年成為勞工界立法局議員。 1992年，他與多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建民主建港聯盟。如今，民建聯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政治團體。

「機會是國家給的，如果沒有香港回歸、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我的今天。」譚耀宗表示，「我會繼續努力，為愛國愛港事業、為『一國兩制』事業奮鬥終生。」

《基本法》起草過程透明度很高

《《羊城晚報》》：您曾擔任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哪些令您難忘的時刻或者事情？

譚耀宗：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涉及怎樣用法律條文來落實「一國兩制」的問題。坦白講，這個工作很不容易，因為我們以前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這項工作又說明中央有最大的誠意來推進「一國兩制」落實。

在《基本法》的整個起草過程中，我們希望通過《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給港人增加信心。因此，除了《基本法》的內容以外，整個起草過程也充滿了透明度和廣泛的諮詢——大家都可以提意見，都有機會參與。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內地和香港的委員都非常認真。比如，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職權問題。當時，對於立法會的權力範圍、立法會應該行使哪些職權，我們都非常小心地去討論、論證，力求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委員們甚至對每個標點符號都仔細斟酌。可以說，《基本法》中每個標點符號都有一定的含義。

《羊城晚報》：您剛剛說到《基本法》起草過程充滿了透明度，具體是怎麼體現的？

譚耀宗：比方說，我們每次去開會時，不管是小組會還是大會，都請記者來採訪。當時，香港媒體中有一批記者跟著我，每次開會時他們就在會議室外等著我們討論的初步結果，他們問得很詳細。

我記得，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在香港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交流的時候，記者們也都在場，一塊聽取意見，所以說透明度很高。

《羊城晚報》：這樣做是為了打消香港市民的擔憂？

譚耀宗：當時大家（香港市民）確實有些擔憂，覺得內地的發展跟香港比起來有差距。我們起草《基本法》的時候是1985年，內地改革開放才幾年時間，很多方面比較落後。所以，香港有些人擔心回歸後生活水平下降。另外，大家沒有經歷過「一國兩制」，對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有疑慮。等到香港《基本法》頒布的時候，香港社會的反應不錯，市民普遍很認同。

《羊城晚報》：香港回歸那天您在現場，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譚耀宗：我是香港回歸以後第一屆行政會議成員，當時跟著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參與了回歸前後的相關工作。我記得回歸那天晚上，我在香港會展中心參加了政權交接儀式，當時我就坐在主席台左手邊——香港官員那側。

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當時太激動了，覺得參與其中很光榮、很自豪。

希望民建聯培養更多治港人才

《羊城晚報》：您曾有一個顯著的身份——香港民建聯主席。 1992年，為什麼想要組建民建聯這樣一個政治團體？

譚耀宗：當時覺得香港未來要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需要治港的人才，而我們應該培養治港人才，所以在1992年，我們50來個人組建了民主建港聯盟（簡稱「民建聯」）。

今年是民建聯成立30周年，民建聯已經從最初的50多人發展到現在的4萬多人。這些人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民建聯在立法會裡的議員人數，也從最初只有我一人到現在有19人。另外，民建聯現在還有一批人進到特區政府擔任政府官員，社會影響力也大大提高了。

回過頭來看，民建聯30年來的變化不小，但我覺得做得還不夠，我們希望培養更多政治人才，有更大的擔當。

《羊城晚報》：30年來，民建聯的理念有沒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譚耀宗：愛國愛港、支持「一國兩制」，是民建聯成立之初到現在都一直堅持的原則。當然，不同時期我們做的工作不同。剛成立時，我們以香港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為重任。後來，我們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再後來，我們參與政治改革，討論怎樣讓香港既發展民主又發展民生，同時強調社會公平正義。在「修例風波」期間，我們發了很多聲明譴責「反中亂港」分子，堅決支持制定《港區國安法》。在香港面臨疫情的時候，我們積極協助香港抗疫。可以說，我們在每個時期都全力以赴，配合特區政府施政。

《羊城晚報》：1992年剛成立民建聯時，港英當局有沒有阻撓？

譚耀宗：沒有明顯的阻撓，但也沒有給予支持。我們成立那年，英國派彭定康來了。剛來的時候，彭定康對我們比較重視。後來，英國政策改變了，他們想利用政權交接的過渡期挑撥、組織一批反對派，方便在他們離開後對抗中央。而民建聯一直高舉愛國愛港的旗幟，彭定康對民建聯也就沒有好感了。當時，彭定康深知我們立場很堅定，不會被拉攏。

有中央支持就有信心戰勝困難

《羊城晚報》：這幾年，香港經歷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過程。您也參與了《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能說說立法過程中的故事嗎？

譚耀宗：是，過去幾年，「修例風波」曾讓香港變得沒有法治了，香港市民也受到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脅，亂得太過分了。《港區國安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那天，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室裡激動得眼淚都掉下來了。記者訪問我的時候，我一度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當時我覺得，有中央強大的支持，香港就有希望，香港就能得到恢復。果然，法律實施後，香港由亂到治。

《羊城晚報》：《港區國安法》實施兩年了，香港選舉制度也得到完善。就您的所見所聞，這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哪些變化？

譚耀宗：社會變穩定了，香港人對國家的認識也提高了。大家都能感受到，每當香港有困難時，國家都在全力以赴支持香港，用全國的力量幫助香港解決困難。我們認識到，有中央的支持，香港就有信心戰勝困難。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香港25年來的發展歷程給未來帶來哪些啟示？

譚耀宗：25年裏，令我難忘的日子不少。香港回歸後不久，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香港，中央大力支持幫助我們渡過難關。香港需要恢復經濟時，內地與我們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還推出了自由行政策。香港面臨「修例風波」時、香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時，中央果斷出手幫助香港。

25年裏，雖然我們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但我覺得這些困難和問題總是有辦法解決的。只要國家穩定、國家不斷發展，香港就充滿希望。

《羊城晚報》：回首走過的25年，您怎樣評價“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譚耀宗：我認為是成功的。當然，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內部的因素，我們需要好好總結經驗，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新困難。

圖片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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